“还有多久?”我问。声音比上一次更平静。平静到不像是在问一个人的死期,像是在问今天星期几,明天会不会下雨。人是有适应能力的。再大的打击,打第一次的时候,你站不起来。打第二次的时候,你能撑住。打第三次的时候,你已经学会不让自己倒下了。不是不疼了,是习惯了。
医生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里,我听到走廊里有人在笑。一个女人在笑,笑声很清脆,像铃铛,叮叮当当的,从远处传来,又消失在远处。大概是哪个病人家属,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好消息,大概是出院了,大概是痊愈了。她可以笑了。而我坐在这间小办公室里,听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告诉我,我爱的人还剩下多少时间。
“如果维持现在的状态,可能一到两个月。如果继续恶化……”他没有说下去。他不需要说。一到两个月。比上次说的三到六个月更短了。时间在加速,像一辆失控的车,刹车坏了,油门踩到底,朝着悬崖冲过去。你坐在车上,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看着那些树,那些房子,那些人,一个一个地从你眼前消失。
“他本人知道吗?”医生问。
“不知道。”
“你需要告诉他。”
“我知道。”
我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门关上的时候,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咔嗒。和之前每一次一样。咔嗒。一个句号。一个结束。一扇关上的门。我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一会儿。门是白色的,上面贴着一个小小的牌子——“医生办公室”。牌子上有几个字,黑色的,宋体,很普通。我转过身,走向12床。
走廊很长,灯管嗡嗡响。护士站里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开水间里有人在接水,水流哗哗的,蒸汽冒出来,模糊了玻璃门。我走过那排蓝色的塑料椅子,走过11床,走到12床门口。门开着。沈岸靠在枕头上,闭着眼睛。他的胸口起伏着,很慢,很浅,像一条快要干涸的河流,还在流,但已经很慢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
他的头顶上挂着输液瓶,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流,流进他手背上的留置针里。他的鼻子里插着透明的管子,氧气从管子流进去,流进他的肺,帮助他呼吸。他需要帮助了。连呼吸这件事,他自己都做不到了。
我走进去,在他床边坐下来。椅子咯吱响了一声,他没有睁眼。他的睫毛颤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有声音。
“沈岸。”我叫他。
他慢慢睁开眼睛。那双眼睛浑浊了一会儿,像一杯被搅浑的水,慢慢地,慢慢地,沉淀,变清。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停了一下,然后嘴角弯了一下。很轻,很短,像流星。
“陈屿。”
“嗯。”
“你刚才去哪儿了?”
“医生叫我。”
“说什么了?”
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凉,凉得像握着一块冰。那块冰比以前更小了,正在慢慢地融化,变成水,从指缝间流走。我握紧了一些,想把那些水留住,但水是留不住的。它流走了,凉凉的,不回头。
“医生说,你的肺不太好,需要吸氧。”我说。
他低头看了看鼻子里的管子,伸出手摸了摸那根透明的塑料管,手指顺着管子往上摸,摸到分叉的地方,摸到贴在脸颊上的胶布。他的手指在胶布上停了一下,然后放下来,握住了我的手。
“陈屿。”
“嗯。”
“你帮我打个电话。”
“打给谁?”
“我妈。跟她说,我想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