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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到了，我寻不到固定的活儿干是难以活命的。我被四周所发生的一切新鲜事迷住了，活儿干得愈来愈少，经常靠其他人来养活，而这种面包的味道是令人很难受的。一定找个“活计”来营生，接着我去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店里干活。

我所写的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诺夫》、《二十六个和一个》里描述的就是这段时期的生活。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可是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期。

肉体上的折磨虽然痛苦，但是精神上的折磨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自打进了面包店的地下室以后，仿佛在我和那些过去天天碰面、天天听他们说话的人当中竖起了一堵“高高的墙”。

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来面包店的作坊看我，但是我因为一昼夜要干十四个钟头的活，也没有工夫去杰连科夫那里。节假日不是睡觉，就是和干活的伙伴们待在一块儿瞎闹。

我对大伙儿讲的自然是些可以激起他们对某种不很清晰生活的趣事，让他们想像以后过上另一种更轻松、更美好的生活。有的时候我讲得很出色，看见他们浮肿的脸上显现出富于怜悯心的忧伤，眼睛中燃起或悲或怨或恨的火花，我便觉得很高兴，并自傲地感到我在“做群众的工作”，在“教导”他们了。

不用说，我更多的是觉得自己那么弱小、知识贫乏，甚至连平时生活常识都不知道。其他伙伴们在每个月领薪水的那一日一定要去光顾妓院。距这幸福的一天还有一个星期，他们就开始乐滋滋地谈论那种趣事了。待嫖宿回来以后，他们又长时间地互相交谈亲身感受到的那份甜蜜。他们在交谈之中经常厚颜无耻地吹嘘自个儿**的能耐，**妓女的本领，他们一边交谈，一边不厌烦地吐唾沫。

不过说来确实奇怪!——我听到他们这样的谈论，感到仿佛这是一种悲哀与无耻。但是，有几个伙伴举止很放纵，肆无忌惮，我感到他们只是故意炫耀，假装大胆。两性关系让我有些恐惧地觉得好奇，接着我也很敏锐地观察起这种事情来。我自己还没有体验过女人的抚爱，这令我处在使人不快的境地。妓女与伙伴们经常无情地挖苦我。

没过多久，他们就再也不叫我一块儿去“逍遥宫”了，并很坦率地向我说：“老弟，你不要再和我们一块儿去了，带你一块儿去别扭。”

我立即牢牢抓住这句话不放，感到这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可是当时没能叫他们说明白。

“你这人啊!告诉你不要去，就不要去!带着你去简直让人扫兴。”仅有阿尔乔姆比较明朗地对我说：“和你一块儿去，就如同跟着牧师或神父一般。”

那些妓女刚开始嘲笑我放不开手脚，后来气愤地问我：“你是讨厌我们吧?”

四十岁的“姑娘”、漂亮丰满的波兰人捷列扎·博鲁塔是那儿的“管家”，她用纯种良狗一般温柔的眼睛看着我，说道：“姑娘们，不要缠住他啦，他肯定是有情人了，对不对?如此健壮的小伙子肯定是被情人给迷住了!”

这个女人是个酒鬼，喜酒贪杯，喝醉以后，就会丑态百露，让人厌恶，而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她那种对人们沉稳冷静的态度，沉着地猜测人们言行举止的方式又让我觉得诧异。

“来这儿的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有一次她对我的伙伴们说道。“他们居然这么玩弄姑娘们：他们先命令姑娘在地板上擦上肥皂，再让一个赤身露体的姑娘手脚向下，分别放在四只瓷盘子上，接着他们冲着她的屁股使劲一推：瞧她在地板上滑行的距离有多远?把这个姑娘玩完了，接着换下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瞎说!”我说道。

“不是瞎说!”捷列扎大声叫道，并没有生气，心平气和，可是这种平和叫人有点儿难受。

“这都是你自己编造的!”

“一个姑娘家怎么可以编造出这种故事呢?难道我是疯子?”她瞪着双眼对我说。

这时人们都仔细听着我们的争论，捷列扎仍旧用冷静平淡的话语详细述说那些嫖客瞎胡闹的行为，她这么说来说去，仅仅是想弄明白这样一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些在场的人厌烦地往地上吐唾沫，激烈地骂着大学生，我觉得捷列扎用此来煽动其他人对我所喜欢的那些大学生的气愤，就说那些大学生是热爱人民的，希望人民可以得到幸福。

“很对，你说的是复活街上那所学校的大学生，而我说的则是城外阿尔斯克平原上神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他们以后都是神职人员，以前全是孤儿，但孤儿长大成人，一定是个小偷，或者一个调皮捣蛋的人与坏蛋。这些孤儿无情无义!”

听他们这么说，心里觉得悲伤极了。我亲眼看着那些人如同城内的污水流向污水坑一般汇聚到这里昏暗的小房间中来，在乌七八糟的折腾一通以后，随后带有满腹怨气与愤恨又返回到城中的各个角落去了。

我发现那些人出于动物的情欲本能与生活的郁闷而来这个肮脏的洞穴内寻花问柳，用极为荒诞的语言唱些凄楚的动人心弦的情歌，撒播一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生活里的轶文趣事，嘲笑与发泄对那种让人觉得不理解的事情的愤恨。我也感到，这座“逍遥宫”就是一所大学，在这儿我的伙伴们经历了人间最丑恶的事情。

我仔细看着，那些“开心女”怎样慢吞吞地拖着脚步在污浊的地板上沙沙地徘徊，怎样在手风琴接连不停的哀鸣声，或是破旧钢琴无可奈何的颤音里让人厌恶地摆着柔弱的腰肢。我看着，脑子中不自觉得出现一些忐忑不安的忧思。回到面包店的作坊，我说起有人在毫不为己地探索一条为人民寻求自由和快乐的道路，马上有人提出质疑：“姑娘们认为他们那些人做的并不是那回事儿!”

他们不讲人情、无耻且又狠毒地攻击我，我感到自己像一条不驯服的小狗，无论哪里都比不上他们那些大狗蠢，反而更聪明和勇敢——因此我也开始大发雷霆。

正是在这种很痛苦的时期，仿佛有意和我过不去一般，我又产生了一个崭新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事实上和我是敌对的，但是引起了我的关注。

一个风雪之夜，狂风怒号，仿佛要将灰濛濛的苍穹扯碎似的，仿佛碎片纷纷扬扬地飘落到地上，给大地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白雪。就在这样一个晚上，我从杰连科夫那儿回到面包店的作坊去。我略微闭上眼睛，迎着大风，在一片被搅得昏天暗地的飞雪里迈步前行，忽然我跌倒在一个横躺在人行路上的行人身上。

我们两个人立即对骂开了，我用俄语，他用法语：“噢，魔鬼!”他这么说到激起了我对他的好奇，我将他搀扶起，看明白他是矮个儿，身子很瘦弱。此时他立即推开我，满腔怒火地叫道：“我的帽子哪里去了?简直活见鬼!快点儿将帽子给我!我快冻死啦!”

我在雪地中找到他的帽子，拾起来把雪抖掉，戴在他那因为发怒而倒竖的头发上，可是他又不通情理地摘掉帽子，一边挥舞着，一边用俄法两国话交错地詈骂，赶我走：“快滚!”说完以后，他猛地向前冲去，消逝在茫茫的雪夜之中。我接着赶路，走着走着再次看到了他，他抱着早已熄灭的木头路灯杆立着。此刻他认真地说：“列娜，我快要死了……噢，列娜……”看得出来，他确实喝醉了，如果我将他扔在路上不管，他也许会冻死的。接着我问他住在哪里。

“这里是哪条街?”他嗓子中含有泪水高声叫道，“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抱着他的腰，拖着他向前走，一边不断地询问他住在哪里。

“我住在布拉克街，”他咕咕哝哝地说，身子冻得直哆嗦，“住在布拉克街……那儿有座澡堂，走过澡堂那所屋子……”

他步履踉跄，一溜歪斜，弄得我走路也很吃力。我只听到他冻得牙齿在咯咯作响。“倘若你知道”他咕咕哝哝地说，一边靠着我。

“你说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