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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政治改革（第1页）

大力推动政治改革

李世民即位后，对三省六部制进行改革，对三省的职权及其相互制约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宰相制度，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政权机构。

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负责草拟诏令，制定政策；门下省，长官为门下待中，负责审核诏令，审议政策；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及左、右仆射。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设尚书、侍郎，负责执行诏令和各项政策，是执行政令的最高行政机关。因为唐太宗曾经担任过尚书令，所以，尚书左、右仆射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

三省长官并称宰相，相互牵制，最后听命于皇帝。三省制使决策、审议、执行三权分离，各行其是，各尽其职，相互制约，特别是门下省的封驳权具有特殊的意义。

“封”，是指封还由中书省替皇帝草拟的政令诏书；“驳”，是指驳回尚书省呈上的臣下奏章。古时臣下上书奏事，为防止泄密，同时也出于维护皇帝的尊严，奏书要用袋子封缄，称为封事。封驳一般都采取密封这一形式。这一制度在减少政策失误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省长官中，尚书左、右仆射权力最大，为宰相之首。由于三省长官位高权重，后来不轻易授人。李世民便任用一些资历浅、职位低的官员参加宰相会议，这些人称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使宰相权力。

这样做，一方面分散了宰相的权力，便于皇帝一人集权，使他的集权统治变得游刃有余；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参加宰相会议，可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确保国家政令的准确性和前瞻性，有利于减少行政失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宰相集团的建立，促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人才济济的局面。

三省之中，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各位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

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政令，才能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运作方式类似现代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这表明贞观王朝政治文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或心情不好时作出不明智的决定。在中国历史上众多帝王中，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宽阔的胸襟和卓越的胆识。

除三省六部外，中央还设有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其长官为御史大夫，副长官为御史中丞。御史台下属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有侍御史四人，负责纠举狱讼、复议死囚、平反冤案和弹劾官员的违法行为。殿院有殿中侍御史六人，主要纠察殿廷内百官的仪态、着装、行止。级品再高的官员也要服从纠察。在一些重大的庆典活动中，他们还负责维护秩序，检查仪式、服饰是否规范。察院有监察御史十人，主要职责是受皇帝委派，到各地检查军政事宜。其中，御史大夫位高权重，可以参与朝政，行使部分宰相的权力。贞观前期的御史杜淹、温彦博、萧瑀、韦挺等都受到了太宗的器重。

在地方上，唐朝设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均由中央任免，负责地方清查户口、催征赋役、维持治安等。贞观初年，由于地广人稀，民少官多，唐太宗又合并和减少州县，依山河形势，划全国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道为监察区，由中央派官吏巡视指导工作，对整顿地方吏治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

县以下的行政组织有乡、里、保、邻：五里为一乡，设乡老一人。每百户为一里，设里正一人。乡官里吏的主要职责是教化民风，检查户口，征敛赋役，管理农业生产。每里之中，又实行邻保制，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保长，协助里正维持地方治安，稳定社会秩序。

鉴于地方机构臃肿的情况，唐太宗下令合并州县，取消郡一级行政机构。与武德年间相比，州县的数量大大减少。减并后的州府共三十五个，比原来减少了三分之一。减并后的县共一千五百五十一个，比以前减少了一半。这样，不仅减少了政府行政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还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

李世民即位不久，就对房玄龄说：“量才授职，关键在于精简官员数量。官员的使用在于是否得当，不在于数量多少。如果任人得当，数量虽少也能成事；如果任人不当，即使官员再多也于事无补。这就是古人说的‘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因此，应当淘汰多余的官员。”

房玄龄等按照李世民的指示，将中央文武官员裁减到六百四十三员。当时民户约三百万，以平均每户五口人计算，全国人口约一千五百万。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中央政府官员只有六百多人，可以说是比较精简的了。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官员的职责、考核、奖惩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官员无故缺勤或擅离职守，要受到惩罚，各官府上班时要点名，并且一日多次点名，点名一次不到，要受到“笞十”的惩罚。

唐太宗还要求各级官员轮流值班，即下班后及夜间官府也要有人值班。对诏令下发和官府文书的会签，有明确时间规定，违者受罚，直至罢官、判刑。

贞观元年，黄门侍郎王珪有密奏交给宰相高士廉，让其转交太宗，高士廉未能及时转送，结果被贬为安州都督。为了保证官员能勤于职守，贞观朝制定了严密的考课制度。官员一般四年一任，其间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小考，评定等级；四年一大考综合小考的等级决定官员的升降。

考课由尚书省吏部的考功司主管，考功司设郎中、员外郎各一名，郎中负责京官考课，员外郎负责外官考课，对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最后须报呈皇帝，由皇帝亲自裁决。

唐太宗把赏罚作为管理官吏的重要手段，重视考核监督。为使赏罚有据，他格外重视对地方官的监督。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唐太宗还根据山川形势和地理位置，设置了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中央政府经常派员到各道巡视，考核官员的政绩。

唐太宗为考察地方官的治绩，将每一个刺史的名字都写在屏风上，并标上红黑点来记录他们的善恶。在奖优罚劣政策下，各级官员都能恪尽职守，涌现出一大批政绩优异、以清正廉洁著称的州县良吏。

善养百姓的邓州刺史陈君宾，被百姓呼为慈父的通、巴二州刺史李桐客，开凿无棣河变水害为水利被老百姓编歌赞颂的沧州刺史薛大鼎等，都是当时受人传颂的好官。

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大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切，主要不是靠残酷刑罚的警示，而是皇帝以身示范，以及一套比较科学的政治体制来取得的。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容身之地。

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李世民又决定完善府兵制。府兵制是西魏、北周时建立的一种兵制，到隋朝时已日趋完备，但由于隋末大乱，府兵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唐初沿袭隋代的府兵制，在中央设卫，在关中设军，每军管辖一道，各道都有骠骑府和车骑府。由于战事繁忙，编制经常变化。加上李世民同太子和齐王的矛盾，中央十二卫及所属十二军同亲王率的六府形成对立之势，不利于皇帝对军队的控制。

贞观十年，李世民下令改革兵制。府兵的领导机构在中央为十二卫，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各卫均下统一定数量的折冲府。折冲府一般设在州府，州府之下的县乡等行政机构设团、旅、队、火等府兵机构，属于折冲府之下的基层组织。

军府大小不一，上府有士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府下为团，每团二百人；团下有旅，每旅一百人；旅下有队，每队五十人；队下有火，每火十人。

唐朝的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兵农合一。国家授给士兵土地，他们不负担国家赋役，平日生产，轮番出征作战和戍卫京师。出征和戍卫期间，所需武器、粮食、服装等均须自备。

府兵是世袭的，士兵二十一岁应征，六十岁免役。当时，全国置折冲府共六百多个，其布局以加强中央武备为原则。中央所在地占军府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拥兵达二十六万，其次为河东、河南地区，江南地区军府则较少，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局面。

为了弥补府兵兵员的不足，唐太宗还使用招募的办法征集兵员。贞观年间，府兵制是兵制的主体形式。府兵制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