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而不居
大师语录
南怀瑾说:一切作为,应如行云流水,义所当为,理所应为,作应当作的事。作过了,如雁过长空,风来竹面,不着丝毫痕迹,不有纤芥在胸中。所谓“行不言之教”,是说万事以言教不如身教,光说不作,或作而后说,往往都是徒费唇舌而已。
经典回放
选自《道德经》
【原文】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译文】所以,圣人以“无为”的方式行事,用“不言”的方法教导别人,万物兴起时,不勉强阻止,也不强占天下创造的成果。有所倡导时,不依恃自己的才能,事业成功了,也不把功劳揽在自己的身上。正因为他不居功,他的功劳才不可磨灭。
大师释疑
无为:不勉强去做,即顺其自然。
不言之教:即用行为进行引导。
作焉:兴起,萌生。
为而不恃:即加以引导而不依赖自己的才能。
学道一得:最好不等于一百分
本节选录的老子这段文字,每句话都含意丰富,合起来就是四个字:顺其自然。这是老子推崇的圣人境界。从古到今都没有人完全达到过这些境界,但某些人在某个方面确实做得很好。我们不妨逐句来进行论述。
何谓“处无为之事”?也就是不勉强去做什么,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按规律办事”。但只是有一点像而已!它的主要意思是不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办事。如果把老子的另一句话联系起来,意思就比较明朗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就是说,要顺从民意。老百姓想过怎样的生活,就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加入自己的主观倾向。这有点接近古罗马时期雅典的民主制度,当时雅典无论决定什么提案或审判犯人,都由一个501人组成的法官团投票决定,按票数多的办。这种泛民主制度存在比较大的缺陷,不过给后世西方的民主制度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老子并没有提出“处无为之事”的具体方法。春秋时尹文的话,颇有点“无为”法的味道。当时,齐宣王问尹文:“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要遵循什么法则呢?”
尹文回答说:“领袖人物要遵循的法则是:政令简明不逞能,宽和大度能容人。上面的事情少,下面就易于执行;上面的法令简明,下面就易于遵行。这样,部下就不会因为触犯一些多余的政策、条令而受到惩罚。大道能容万物,大德能容众人,圣人政令简明,天下却治理得很好。《尚书》说:‘宽容即是圣明。’诗人说:‘周王有宽和的度量,所以国运能延绵久远。’”
这算不算顺从民意呢?算不算顺其自然呢?
何谓“行不言之教”?也就是以身为表率,引导天下为善,而不是用各种法令、条例强迫百姓服从自己的意愿。
何谓“万物作焉而不辞”?也就是事物兴起时,不勉强去阻止。一般来说,既得利益者都喜欢稳定,害怕变动。一旦社会上某个新生事物萌芽,就如同大敌,想方设法去阻止,直到完全没有能力阻止,才予以承认。到了这时,新生事物实际上已经变成旧事物了。从历史来看,中国的统治集团就像一群健牛,拉着历史列车。不过他们不是在前面使劲,而是向后面拉,直到拉得筋疲力尽,列车才开始快速向前推进。如果这辆列车完全不动了,他们也会向前推一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统治阶层是延滞历史前进的最大阻力。老子提出“万物作焉而不辞”,也许是针对这一弊端而发。
何谓“生而不有”?也就是不强行占有天下创造的成果。统治阶级为了自身享乐的需要,就要用各种手段强占天下创造的成果,至于占有比例,历朝历代又有所不同。中国历史就是一个个盛与衰的怪圈组成的,其根源就在统治阶级的强行占有:社会越繁荣,统治阶级的腐败与浪费越剧烈,民间也奢侈之风,当社会的创造能力难满足消费能力时,国家就由盛而衰。新一代领导人往往比较廉洁,从勤俭开始创业,国家又由衰而盛。如此循环不已。谁能打破怪圈?老子寄希望于“行不言之教”的圣人。
何谓“为而不恃”?圣人并不是一个旁观者,老百姓也有愚蠢的一面,不一定能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和事业。这时候,就需要圣人用智慧进行引导。不过,仅仅是引导民意和根据民意制订政策而已,圣人不会为了证明自己的治国才能而勉强推行什么或反对什么。
但圣人并非雪藏自己的智慧而不用,只是不用私智而用公智而已。一方面,广泛倾听大家的意见,一方面,利用大家公认的制度进行管理。他奖赏谁,不是因为喜欢他;他惩罚谁,不是因为讨厌他;他推行什么,不是因为自己爱好,而是符合公众的利益;他反对什么,不是因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是不符合公众的利益。春秋贤士师旷的话,或许可以为老子的“为而不恃”作一个注解:
有一次,晋平公问师旷:“做好一个领袖人物,有规律可循吗?”
师旷回答说:“做好一个领袖人物的规律是:悠闲恬淡不逞能。最重要的是仁爱,最紧要的是用人。要广开言路,疏通沟通渠道,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不被流行风气困扰,不受身边之人蒙蔽。要保持清醒头脑,从现存事物中看到它的未来趋势;要保持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处事原则和独到见解。要实事求是地考评部下的业绩,以公平的奖罚来统御部下。这都是一个领袖人物应该做好的事。”
何谓“功成而弗居”?也就是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因为圣人“无为”,让老百姓自自然然地生活,好像没有功劳一样。正因为他不居功,他的功劳才不可磨灭。
汉朝的“文景之治”是历史上少有的圣明时代,汉文帝、汉景帝并没有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没有多少建树,好像没有功劳一样,但他们的功劳确实不可磨灭。不过他们也有不足的地方:没有根据民情变化适时调整政策。老子的宗旨是“无为而无不为”,只要不逞能就行了,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在历史上,将老子的“无为”法做得最好的应该是汉高祖刘邦。当然,所谓最好,并非100分,而是60分或70分,这已经足够让他排名第一了。刘邦无论打天下的谋略是靠大家出主意,他只是用勇气和仁义来引导大家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而已。刘邦治天下的政策是靠大家来制订,他只是用自己的勤俭来引导大家的勤俭而已。而他订下的政策却深合民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事业成功后,他不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而是归于下属。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这当然是刘邦的谦逊,如果他没有过人的品德和智慧,三杰既不会为他所用,他也不会用啊!试想,遇到任何一个问题,向他出主意的人必然很多,有的说东,有的道西,在众议纷纷中,刘邦为什么能正好选中那条正确意见呢?这难道是运气吗?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意见,有没有倾听的耐心,首先就是个问题,偶尔有所选择,可能选中的恰好是最错的那条。由此可以说明,刘邦具有过人的洞察力,这是他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
后世的人讥议他无智无能,全靠他人帮衬,恰恰说明他“无为”的功夫做得好,达到了“功成而不居”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