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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为政以德公私分明（第2页）

一次，齐景公到公阜去巡游，他面向北方，望着齐国，十分感叹地说：“呜呼!要是古人都长生不死，那将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晏子说：“我听说，从前上天认为人死去是好事，对仁义之人来说是永久的安息，对不仁的人来说是永久的制裁。假如古时的人都不死，齐国的丁公、太公还统治着齐国，桓公、襄公、文公将辅佐他们，大王您恐怕只好头戴斗笠，身着短衣，手拿农具，在大田之中弯腰劳作，您哪还有这样的闲情逸志去担心死呢?”景公觉得晏婴实在太不会讲话，听了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

没过一会，梁丘据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子，飞奔而来。景公问：“是谁来了?”晏子说：“是梁丘据。”景公问：“你没有看见人，怎么知道的呢?”晏婴说：“大热天赶着马车飞奔，重者马死，轻者马伤，不是梁丘据又有谁敢这么干!（因梁丘据得宠于齐景公，他做什么事齐景公都不会怪罪，所以才这么说）”景公说：“梁丘据与我最为默契和谐了。”晏子说；“这只能说是相同，不能叫和谐，所谓和谐应当是君甜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互有补偿，以求完美。粱丘据是君甘亦甘，一味奉承，以顺为正，怎么称得上和谐呢?”景公觉得他是故意在扮自己的麻烦，又气得脸色大变。

过了不久，天色将晚了，景公看见西面天空有颗彗星，就召来大臣伯常赛祭祷，以消除彗星带来的灾难。晏子说：“不行。这是上天的示意。日月周围的云气变化、风雨异常、彗星出现等等，都是上天看到世间将有变化，用这些作为凶兆，来警告不敬之人的，来提醒人事的。大王若是振兴文教，接受劝谏，广修德政，即使不派人祈祷，慧星也会自动消失。可现在您饮酒作乐，不修朝政，还亲近小人，宠爱优伶，厌恶礼乐法度，排斥圣贤之士，哪里有空闲对付彗星呢?您即使能通过祈祷除掉这一颗彗星，也将还会有新的彗星出现。”这次，景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铁青。

后来，晏子去世了。景公闻讯后从宫室走出来，背过身去，流着眼泪说：“唉!当初我和先生游公阜，先生一日里三次指责我的过失，如今还有谁会这样规劝我啊！”

齐景公虽然有许多不可饶恕的缺点，但他有一样好处却是后代的君王很少能够赶得上的，那就是无论晏婴采取什么样的激烈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劝谏，他基本上都能接受，最起码没有杀晏婴的头。

有一次，景公请鲁国工匠为他做鞋。鞋带是用黄金制成的，上面镶银，用珠宝相连缀，鞋孔是用好的玉石制成，鞋长一尺，十分美观。农历十月天，景公穿着这双鞋上朝。晏子入朝，景公想起身相迎，因为鞋太重，他只能抬起脚，却迈不动步子，他问晏子：“天气是不是很冷呢?”晏子说：“大王怎么会问起天气的冷暖呢?在古代的时候，圣人做衣服，讲究冬天穿着轻便而暖和，夏天穿着轻便而凉爽，现在您的这双鞋，寒天里穿上会感到很冷，重量也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能力，不符合生活的常理，您做得太过分了。所以说这位鲁国的工匠不懂得冷热之节和轻重之量，破坏了人的正常习惯，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他使君主让诸侯讥笑，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浪费财物而没有实效，致使百姓怨恨大王，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请大王下令拘捕他，并把他交官吏量刑处置。”

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他有些怜悯那个工匠，就向晏子求情，放了那个人。晏婴却不同意，说：“对于作了好事的人应当重赏，对花了气力干坏事的人要处罚。”景公听了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晏婴的主意，不说话了。晏子走出朝堂，下令把鲁国的工匠抓起来，派人押送出国境，不准他再来齐国。此后，景公脱下那双鞋，再也不敢穿了。

景公是个十分贪图享乐的人，他叫人修了一个名叫西曲的大水池。池塘里的水很深，塘边建起一座高大的房屋，房屋的横梁上刻着龙蛇，立柱刻鸟兽，十分豪华。景公上穿花团锦簇的礼服，下穿白色绣花的袍裙，一身五彩斑斓，腰带上缀满了玉石，头戴帽子，披散着头发，面向南站在那里，一副趾高气扬的傲慢神态。

晏子来见景公，景公问道：“您是不是知道，当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时是什么样子的呢?”晏子仰首不答。景公再次问道：“当年管仲称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晏子说：“我听说：只有精通水性的人才能与龙蛇为伍。现在您在横木上雕龙蛇，立柱上刻鸟兽，也不过也就是为了建造一座房屋而已，哪有心思经营霸王之业呢?您炫耀居室的华美，炫耀衣服的美艳，一身衣服五彩俱备，腰缀玉球，披头散发，也不过一间房子就能包容的了。您身为一国之王，万众之君，却不务正业，一心用在邪门歪道上，君王的魂魄早已**然无存了，还拿什么来图谋霸王之业呢?”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惭愧，就走下堂来，来到晏子身旁，不好意思地说：“梁丘据、裔款告诉我这所房子修好了，我这才私下里套上这身服装，实际上是想与梁丘据开开玩笑，也叫先生来此。我现在就去别的屋于换下这套衣服，听从先生的指教，如何?”晏婴说：“梁丘据、裔款二人迷惑大王，让大王做些邪恶无聊的事情，大王哪里知道实情呢?再者，如果伐木不去其根，再生的枝条还会长出来的，大王为何不就此除去他们二人，以使今后您不再受他们迷惑呢?”

还有一次，景公头戴巨大的帽子，身穿很长的袍子，一副奇形怪状的样子，他上朝听政，洋洋得意地站在朝堂上，满脸盛气凌人的样子，扫视群臣，天色很晚了也不散朝。晏子走上前，对景公说：“圣人的衣服都做得适中合体，而不过分华贵，这样他的形象可以作为民众的榜样，去引导和影响民众。他的行动合乎道德礼仪，有利于养生，百姓也争相学习他的举动仪容。现在您的这身衣服过分华贵，不能用来引导民众；盛气凌人、满脸傲慢地站在朝堂上，也不利于养生；天色晚了也不知道散朝，不符合礼制，您还是及早安息吧尸景公说：“我听从您的劝告。”随后就宣布散朝，并脱去了那身衣帽，以后再也没穿。

学而思之：当政者之错，如日食月食，人皆能见之，但是往往不自知。因此聪明的当政者，总是允许有人来劝谏他的过失，指出他的失误，以便改正并以后不重犯。

翁同龢私怨入公门

胸中要有正气，要能为大局着想，不要把私人恩怨摆在公家的桌面上。这是为人从政的准则。但是，偏有人以私怨入公门，翁同龢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毫不奇怪，他成为了历史的罪人，遭到后人的唾骂。

十九世纪末，著名的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惨淡经营近20年的北洋水师，惨遭败绩。三十艘战舰沉没的沉没，被缴的被缴。李鸿章不得不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还赔了2亿两银子。翰林院上表弹劾，国人唾骂不止，李鸿章有口难辩、有苦难言，只好受窝囊气。

并不是北洋水师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北洋水师的装备不如人，船速慢、弹药奇缺。与日舰战斗时，炮弹缺乏的程度令人吃惊。许多炮艇上，巨炮炮弹仅有一发。发完之后就无以为继。小炮炮弹也不充足，轰了几下，也就成了摆设。致远、经远两舰，如果弹药充足，何至于动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念头?而且两舰还没靠前，就被日舰用鱼雷击沉了。

人们一般认为，北洋水师的军费被慈禧挪用修颐和园了。但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19世纪90年代，清朝政府预算支出北洋水师的军费是每年500万两。慈禧建颐和园又能用得了多少呢?假如按人们常说的挪用款项150万两，4年时间，李鸿章仍有1850万两军费可用。如果这些钱用来购置军舰，可以再增加两支原来规模的北洋舰队。那么，是谁那么大胆子，敢不按预算拨款呢?据考证，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他当时是军机大臣，主管户部，财政工作归他管。

原来，李鸿章与翁同龢有一段很深的积怨。翁的哥哥翁同书，曾在安徽当巡抚，太平军围困时，他弃城逃跑，被李参了一本。皇帝判翁的哥哥斩刑。当时翁的父亲是皇帝的老师，听说要处死儿子，当时气死。后来，将翁的哥哥由处死改为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全因李鸿章那支如刀之笔，翁岂能善罢甘休。

甲午战前，翁力主开战。他的一个学生劝阻说，我们实力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回答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这里这个他，就是李鸿章。还没等开战，就有人要看他的笑话了。

任何事件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细节；任何一段历史，都有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这里面，有的让人啼笑皆非，有的让人不寒而栗。历史常常由于偶然的因素发生转折，这偶然的因素往往就决定了一些人的兴衰成败、生死荣辱。大战将临，本该共御外侮，却不承想，翁大人竟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而想借敌人之手，以报私仇。秉持国政的人，竟然如此谋国，李鸿章安能不败?清朝安能不败

?后来，敌人打进来了，慈禧怒令翁向李问策。翁一见李就问，你北洋的军舰在哪里?李气得半天说不出话。后来李转过头去说，你是总理度支，管钱的，平时请你拨款，你没一回不给驳了。现在出事了，你来问兵舰了，兵舰果然可以依靠吗?翁说，唉，过去的事情嘛，我们当臣子的，以节约用钱为尽职尽责啊!不知就里的人听了这话，还以为他为了国家精打细算，哪知道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词背后，有那么卑鄙的用心。看来，假公济私是小人们的拿手好戏。而公报私仇则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

私人恩怨在所难免，问题是，国难当头之际，应该一致对外，这是做人做事的准则。

学而思之：政者，天下之公器，而不是个人之私权。因此，再大的个人恩怨也不应带至其中来，而应该公事公办，方可不辱手中权力。

左宗棠视公事如己事

左宗棠—生戎马生涯，驰骋南北，尽忠国事。到了晚年，他又被召人京师，在中枢任职。中央是个权力争夺激烈的地方，尤其是李鸿章对他颇多掣肘，但左宗棠在其位，即尽其责，仍为国事忧劳。

左宗棠入京执掌总理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当时朝中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比作北宋重臣司马光。左宗棠看到日本正企图效仿西方列强，向中国索要种种特权，非常愤慨，表示不能一味容忍退让，“此时万无言退之理”。他要改变总理衙门以往媚事外国的软弱形象。

对于左宗棠任职中枢的情况，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述。翁多年为光绪皇帝的师傅，且跻身清流，自然与左交往甚频。他们初次见面后，左就给翁留下“豪迈之气，俯视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总理衙门对待外国公使毕恭毕敬的媚态，他召见英使威妥玛交涉鸦片加税等事宜，数议于总署，均“谈吐有风棱”，使翁同龢感到左宗棠的举止确在“壮中朝之气”。

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由新疆赴京途经山西、直隶时，目睹永定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人枢垣后就倡议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属直隶管辖，左宗棠需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商量，可是李鸿章只是表面应付，内心并不配合。左宗棠只得调派他的部将王德榜、刘墩、王诗正率各军抵豚州一带修治永定河，他还“躬亲其役”，莅涿州工次，勘察金门闸坝，巡视南岸河堤。经四个多月的加紧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工，被认为是“直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永定河经左宗棠的治理有了较大改观。

左宗棠对外国的鸦片输入向来深恶痛绝。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实，也是左宗棠个人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清政府为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于同治七年（1868）与英国驻华公使协商，欲将进口鸦片的征税由旧额增加20％。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受到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左宗棠痛陈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对于试图解决积重难返的鸦片流毒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可是，仅凭他一人之力是无法扭转形势的，他只能感到痛心和无奈。

尽管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且有目共睹，但他却被政敌排斥出中央，调任两江总督。他不以个人荣辱为意，而是尽力多做实事，在两江总督任上为加强海防和投入新的抗法斗争而努力拼搏。

左宗棠生活俭朴，家教甚严，他要求亲属，“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要沾染官场习气、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他胸怀坦**，人格受人尊敬。

左宗棠在历史上是一个刚正、爱国、务实、有魄力的形象，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能做到“视公事如己事”。我们做事情的态度也应该是这样的：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去办，多办实事，才能把事情办好。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们做事情的出发点不是为公，而是为私。为了一己之私，当然要大搞表面工程，当然要勾心斗角，当然要拉帮结派。这样的人多了，事情是不可能办好的。

学而思之：办公事最怕的就是不敬业，心里面时刻想着一个“私”字，即使费了天大的力气，也是事倍功半。私心是做事之大敌，不可不戒。

强至细查免冤案

宋代的户部郎中强至任开封府仓参军时，某天晚上宫中露天堆物处忽然燃起大火，火势甚旺，竟将所堆之物全数焚毁，幸扑救及时，方未殃及宫殿。

宫中遭火灾，事非小可。宋仁宗（公元1023—1064年在位）大怒，下旨严查。这下看守货物的几个人都惶恐不安，以为难免一死。

强至奉命参加此案的审理。为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察看了着火处的地形，只见此地处于深宫，戒备森严，外人进入纵火的可能性不大，内部人作案的话可以直接去烧宫殿，何必去烧货物？再者根据调查，这些看守货物的人平时一贯忠君，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可这火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觉得其中必定另有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