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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为政以德公私分明（第4页）

贺龙故作惊讶地大声道：“什么，船上装有枪弹、毒品？”年轻军人答道：“是！”贺龙软中带硬地说：“使官先生，既然船上有枪弹和毒品，和您开的清单实不相符，看来此船不是贵国的了。至于我们如何处置，请您不必再来干涉！”

英国使官听了这话，傻眼了，忙讨好地说：“镇守使忠于职守，实在是可佩、可敬！不过船确是我国商人的，带些鸦片是他们自己途中用的，枪支弹药么，当然是海上自卫用的。”

贺龙说：“既然船是你们的，为什么你的清单上货物不全写上呢？现在，我请你补写一次，把船上的货物品种、数量都写清楚。如有半点不符，不要怪我贺龙不客气。”

英国使官无可奈何地把枪支弹药和鸦片的数目全部写了出来，贺龙又让他签了名。

贺龙看一切手续完备，把清单折叠起来紧紧抓在手里，声色俱厉地说道：“尊敬的使官先生，我们现在正查找危害我国安全的军火、毒品走私犯。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来，又证明这船是你们英国的船只，我们只好依法办事了。国际法想必你是知道的，私运军火是要严惩的，走私贩毒更应从严。你们理应受到惩罚，这是你们自食其果！”说罢，贺龙对着客厅门外一挥手：“抬上来！”话音刚落，那值勤官带着几个战士把装着枪支弹药和毒品的货箱抬进客厅。

贺龙面对那使官，一手拿着清单、一手指着货箱上的英文商标，威严地说：“我要把此案向全世界公布，把你们交给国际法庭去审判！”那英国使官顿时虚汗淋漓，无言以对。

贺龙当即命令把走私商人依法逮捕。

学而思之：碰到一些仗势欺人、蛮不讲理并违反规则的人时，必须坚持有理有节，掌握充分的证据，利用对方的心理，让其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逼其受范。

李从珂明辨是非

后唐的李从珂虽然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总的看来还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君王。他即位后，面临非常严峻的局势。当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拥兵自重、虎视眈眈，伺机想推翻他的统治，而朝廷内部则人心涣散，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和弊端也积重难返。李

从珂对时局深感忧虑，很想有所作为，但又觉得没有人能替他分忧。他抱怨宰相卢文纪等从没有提出一点对朝廷军国大事有益的建议。

李从珂闻奏，很不以为然，觉得他说得太过分了，就下诏说：“旧制五天进宫一次，文武百官退出后，宰相可以独留，如果是一般的事务，不妨当众奏报。如果事属机密，当天不合适时，那就不管哪一天，都可以先到宫门呈报，我当然会把左右侍从全部遣开，在便殿接待，何必一定要沿用过去的延英殿奏事的名义。”

李从珂的话是对的，卢文纪等人没有真知灼见，也没有什么责任心，的确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倒是一些下级官员的奏信颇有见识。

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疏狂直率，上书对朝廷及地方文武官员一一抨击，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在奏疏中说：“朝廷用人，差不多都是滥竽充数。号称‘将领’的人，没有军事常识，虽然身穿军装，手拿武器，可是这些人一旦到了战时却丢盔卸甲，失败时则背弃部属，先行逃走。号称‘文官’的人，更是很少有真正本领，反而品德恶劣，当询问他们意见时，他们一无所知，口呆目瞪，说不出话；就是写篇文章，也不得不请人代笔。这正是所谓虚设官职，浪费国家财力。现在，陛下维新中兴，欲图大事，正是改革弊政的时机。我建议，所有的军官，凡是身穿铠甲的，请下令本军大将，逐个考较检查他们的武艺，考问他们的兵法谋略。居低位而有将才的，就擢升他为高级将领，居高位而没有将才的，贬作低级军官。至于文职官吏，则由皇上亲自出题，命中书令或宰相，对他们当面考试，居下位而有大才，就擢升他任高官，居上位而没有大才的，就贬作低级官员。”

史在德的这封奏章，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可谓是切中肯綮，但也惹恼了宰相和在位的官员。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怒不可遏，一致要求对史在德严厉惩罚。

李从珂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我刚刚登极治理国家，言论应该开放，如果官员中因为提出意见被定罪，以后还有谁再敢说话?你替我起草一份诏书，使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于是就下诏说：“过去，魏征请求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却要我处罚史在德。这两件事没有什么不同，建议却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史在德只是想为国尽忠，怎么可以责罚他呢?”

这样一来，李从珂的威望就逐渐地建立了起来，朝政也就逐渐地被整顿好了。

房玄龄至忠至勤

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第4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其后的近20年中，他一直连任相职，直至70岁病逝。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说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声誉。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象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练才干的缘故。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就损失了十之七八。贞观22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定，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撰了各类图书，以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房玄龄能善始善终的原因有三：一是极早投奔李世民，历史清楚，无查不清的问题；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离不开他；三是他虽有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挡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首领；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概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20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算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了。

学而思之：忠于事业，勤于政事，这是为政者应具备的基本的素质。忠于公事，方可不迷失方向，就不会犯下原则性的错误；勤于政事，方可做出成绩，不至于滥竽充数，尸位素餐。

唐代宗公私分明

为人处事要公私分明，尤其是领导，对公对私要做到两种处事风格，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诀，否则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会时有发生。唐代宗处理自己的事务时就放了天子的身份．才没有使家务事演变成国家大事。

唐代宗时，郭子仪在扫平安史之乱中战功赫赫，成为复兴唐室的元勋。唐代宗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敬重，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郭暧为妻。郭暧是将门虎子，升平公主是金枝玉叶，这小两口儿互不服气，常常发生口角。

有一天，两个人又拌起嘴来，郭暧看到妻子摆出一副臭架子，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就愤愤不平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实话告诉你，大唐江山是我爸爸打败了安禄山保住的，我爸爸因为瞧不起皇帝的宝座，所以才没当皇帝。”封建社会的皇帝至高无上，一般人想取而代之，便是大逆不道，是犯了十恶不赦的死罪。

升平公主听到郭暧口出狂言，立刻奔到宫中，向唐代宗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指望父皇会重惩郭暧，替她出口气。不料，唐代宗听完女儿的汇报，不动声色地说：“你丈夫说的都是实情，天下是你公公保全下来的，如果他想当皇帝，早就当上了，天下也早就不归咱李家所有了。”然后又劝慰了女儿一番，不要抓住丈夫的一句话，就要以“谋反”治罪，小两口要和和气气过日子。

听了亲家这一番人情入理的话语，郭子仪顿时感到一阵轻松，由衷地钦佩唐代宗胸怀大度，治家有方。虽然郭暧也不过是和妻子争几句口角而已，但毕竟对方是公主，若借机滋事也是可能的，假如代宗皇帝不是胸怀大度，早已对郭暧治罪了。

学而思之：为政最需要注意是公私要分明，公事按公事的原则办，私事按处理私事的原则办，切不可公私混淆，以私害公，以公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