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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第1页）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说：“金钱和地位，这是人人所想望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贫穷和下贱，这是人人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们，君子不摆脱。君子离开了仁德，怎么能成名呢?君子不会有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德，即使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一定要实行仁德，在颠沛流离之中也一定要实行仁德。”

所谓君子，就是那些在任何情况都坚持原则的人，在每时都刻都不违背于“仁”的人，这正如孔子所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则没有操守和信念，在强权面前，最初的反应就是保全自己，然后是出卖朋友，献媚表忠。只要苟活，什么人格，什么原则，全然不顾。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君子，他们构成了中国的脊梁。武周时的宋璟和明嘉靖时的吴悌就是这样耿介的士大夫。他们对于一些品格坏的权贵，却拒绝与之接近或相交，显示其不愿同流合污、坚持原则的高尚人格，凸显出了他们时刻不违“仁”的精神。

《旧唐书·宋璟传》记载：宋璟少时耿介有大节，博学，工于文翰。二十岁时中进士，当官正直，曾任凤阁舍人，舍人是皇帝亲近的属官，负责撰拟诏旨，武则天对他很重视．他敢于与则天内宠二张斗争及拒不与之相见的事迹，为时人所称道。

张易之诬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顾之言，引凤阁舍人张说到御前证此事．到御前对证，张说心里很惶恐，不否定张易之的诬告，元忠将被杀，为元忠辩诬，又怕遭到张易之的迫害。宋璟鼓励他说：“名义至重，神道难欺，必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如囚犯颜遭到流贬，那是光荣的事、倘如不测．我必叩阁救子，将与子同死，不要畏前惧后，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说感其言，在御前对证时，力证元忠无不顺之言，是张易之所诬告，使元忠得以免死。

宋璟恃正不阿．更得到武则天的敬重，升为左御史台中丞，这时，他对二张的非法行为，继续予以揭露，不因二张是武则天内宠而有所畏惧。张易之与其弟昌宗恃宠恣意胡为．倾朝附之，连武则天侄子武三思、武承嗣也卑躬屈膝奉之如主子．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观吉凶，言涉叛逆，为飞书所告．宋璟廷奏请穷究其罪，则天说，“易之等自己奏闻，不可加罪．”璟说：“易之等事露自陈，情实难恕，且谋反大逆罪，不容首免．请勒令易之等到御史台审讯，以明国法。易之等久蒙驱使，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则天听了不高兴。

内史杨再思恐他忤旨，急宣敕令璟出。璟坦然说：“天颜咫尺，亲奏德音，不烦宰臣擅宣命。”则天见其忠直意稍解，便命收易之等到御史台，将加拘问，则天又有特敕免二张，并令二张向宋璟辞谢，璟拒而不见，说，“公事当公言之，若私见，则法无私也。”

璟尝侍宴朝堂，时易之兄弟皆为列卿，位至三品，璟官阶六品．在下座。易之素畏璟，想向他讨好，便向璟作揖．说：‘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说：“才劣品卑，张卿以为第一人，何也?”当时朝列，皆以二张是内宠，不称其官名，敬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天官侍郎郑善果对璟说；“中丞奈何呼五郎为卿?”璟说：“以官言之，正当为卿，如以亲故，当为张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郑善果何其懦弱!”宋璟明知二张为则天所宠，揭露二张并与之作斗争，明知“言出祸从”，因“义激于心”，早把生死置于度外．则天令二张辞谢拒而不见，二张向其讨好也不买账，其刚正如此!

吴悌不屑与伊王为友、与严嵩同僚的事例也说明了他是宋璟那样的君子。《明史·吴悌传》记载：吴悌，字思诚，金谿人。嘉靖十一年中进士，先后任乐安、宣城知县，继任御史．他是“理学名臣”，很重视节操，即使是权贵．如为人卑劣的，他都拒绝不与之为交，以至耻于同列。

吴悌出按河南时，明宗室伊王朱典模惮其秉正威名，欲与之相交，致书称之为友。朱典模为人肆恣跋扈，在河南无恶不做，对于官吏不如意的便构陷之，侮辱后将之驱逐；过其境的，强其入朝而辱之。缙绅往来，多绕道避之。他选民间女子七日余，只留色美的九十人，其他令用金买回，其贪愎如此。河南官吏，即使不与之结纳，因惧其势也不敢得罪。吴悌鄙其为人，不愿与之交，便复书说：“殿下，天子亲藩，非悌所敢友。悌天子宪臣，非殿下所得友。”朱典模读了复信愈惮之。

夏言以善揣嘉靖意和代写奏词而得为首辅，曾一度当国。吴悌跟他是同乡，但他不利用这种关系与之交结，没有公事，从不前往拜见．有一次，他因公事去见言，众人见言穿着新的官服都争着上前称誉，只有悌默默地站在旁边不前。言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俟谈少间，当以政请。”言为之改容。

严嵩也与吴悌是同乡，吴悌不因有此关系而与之来往。严嵩长期独擅朝政，结党营私，贪污横行，吴悌鄙视其人，又无奈其何，耻于与之同僚，便辞官归去，时间长达二十年．嵩败，他被复故宫，一年间升至南京大理乡，后升刑部侍郎。吴悌坚持“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节，为世人所赞。他与吴岳、胡松，毛丰三人，被称为“南都四君子。”其乡人建祠，与陆九渊，吴澄，吴与弼，陈九川并祀，称五贤祠，学者称他为疏山先生。

行而论道：在时势比较黑暗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原则是十分危险的，但也正是这种“无终食之间违仁”的精神，才让人敬重与叹为观止，因为它们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