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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欲而不贪（第1页）

君子欲而不贪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孔子说：“君子使老百姓得到好处，而自己不耗费；使唤老百姓，而老百姓不怨恨；追求仁义，而不贪图财利；性情安宁，而不骄傲；态度威严，而不凶猛。”

子张问孔子怎样才能治理政事，孔子认为尊重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就可以治理政事。君子欲而不贪就是这五种美德中的一种。

追求仁义而贪图财利，这是为政者的基本素质，但在封建时代，由于政治大多是昏暗的，官场也往往是污浊的，既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官便多难以摆脱上上下下的赂贿。但仍然有许多官吏，他们能“出污泥而不染”，清操自守，不为物役，不为利驱，高风亮节，这种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也值得今人学习。

东汉安帝时丞相杨震是人们所熟悉的廉洁清白之相。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阳人。他习《欧阳尚书》，常年教授弟子，州郡累征不就。年五十始步入仕途。历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涿郡太守、太仆、太常，永宁元年（120），为司徒，成为宰相。杨震一生，为官清廉，不受私情。当时安帝乳母王氏得势，子弟均居高位，他上疏切谏；安帝为王氏大修第舍，他又上疏阻止；安帝舅耿宝请他辟用中常侍李匡之兄，皇后兄阎显也荐亲信于他，杨震皆不用，为此得罪权贵，但他依然弊绝风请，洁身自好。

一次，杨震途经昌邑，其昔日所举荐的茂才王密此时恰为昌邑令。暮夜来临，夜深入静，王密至杨震住所谒见杨震，并怀揣金十斤以赠杨震，以感谢其知遇之恩。弘农杨氏是东汉名门世族，门生故吏可谓遍布天下。如今面对这位手持重金、态度虔诚的后辈，杨震一时大惑不解，便问道：“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是故作矜持，因为在当时的官场中，座主收受赠金是很普遍的，所以他认真地说道：“暮夜无知者。”而杨震却正色告诉他：“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后惭愧地携金退去。

杨震在外为官清廉，不受私情，在家对子孙也要求十分严格。其子孙们平日行无车，食无肉，不涉奢华。故交见其生活拮据，劝他治些产业，杨震不肯，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杨震之后代果不负所望。其子杨秉、孙杨赐、玄孙杨彪，皆为汉相；曾孙杨脩亦为曹操主簿，一代才子。他们个个恪守祖训，保持家风，廉洁清正，为世所贵。其中杨秉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杨秉少传父业，博学多识，40岁以前一直隐居不仕，以传授经学为务。后应朝廷召拜，入朝为侍御史，先后任过豫州、荆州、徐州等刺史，桓帝时为尚书、太尉，成为丞相。杨秉像其父一样清廉，自他为官以来，他都计日受俸，剩余俸禄一概不取。其故吏送给他的钱逾百万，他皆闭门不收，以廉洁自好。延熹三年（160），白马县令李云因直言进谏被罪，杨秉为其鸣不平，争之不得，反被罢官归故里。杨秉免官后，雅素清俭，家境贫窭，经常是“并日而食””，一天的饭要分作两天吃。尽管如此，他仍不愿接受他人的馈赠，任城一故吏景虑给他送钱百余万，欲以此接济杨秉，但“（杨）秉闭门拒绝不受”。杨秉一生洁身自律，两袖清风，生活严谨俭朴。杨秉素不饮酒，他早年丧妻，一直没有再娶，所到之处，皆以“淳白”见称。他晚年在回顾自己一生经历时，曾从容地对人说：“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他的高风亮节，不愧为一代楷模。

唐后期宰相牛僧儒也是一位廉洁奉公的名相。牛僧儒，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为隋朝宰相牛弘七世孙。他自幼勤奋好学，后来中进士及第。元和二年（807），唐宪宗召天下贤良方正对策，牛僧儒与李宗闵等指斥时弊，不避权贵，言甚耿直，置为上第。结果触怒宰相李吉甫，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皆被贬之远州，牛僧儒等不得调官。直到唐穆宗即位后方被重用。牛僧儒为相穆宗、敬宗二朝，当时大唐帝国正每况愈下，藩镇割据日益严重，政治腐败，官吏贪赃，贿赂公行。而牛僧儒却居官不贪，一尘不染。

宣武节度使韩弘，镇守太梁20余年，辖内诸州的赋税多为他占为已有，家有私钱百万贯，粟米200万斛，马70阗匹，其财富居地方官之首。为巩固自己的权位，韩弘遂与其子以家财贿赂权贵，朝臣受之者甚多。不久，韩弘父子俱以暴病身亡，其孙韩绍宗继承家业。韩绍宗年幼，唐穆宗恐家产被家奴等盗窃，便遣人将韩家财产登记帐簿全部取来，亲自阅视。其中一本资簿上详载纳贿之人，白纸黑字，凡是有权势的朝中大臣都接受过韩家贿赂，而独在牛僧儒名下，用朱笔注写一行小字：“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看后，十分高兴，拿着账簿向左右夸赞道：“果然，我不缪知人。”不久，议论任命宰相之事，穆宗首先批准牛僧儒。牛僧儒拒受贿赂事，一时传为美谈。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后，曾立誓约，不杀大臣，并因此成功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其后诸帝继续标榜这个“祖宗旧法”，对大臣依然实行“大度宽容”的方针，但结果逐渐流于对官员的放任。除谋反叛逆罪外，京朝官犯罪，只是贬黜任地方官，俸禄照旧，罪重者也只是到“远恶军州”安置，但仍然做官食禄。因而宋朝官员有恃无恐，相互包庇。自宋初直至后来诸朝，上下官吏公然贪污受贿，形成“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的局面。在这种污浊的环境里，也有一小部分官吏能“矫然自拔于污世”，流芳青史。宋太宗时，吕蒙正为相。当时一朝士家中珍藏一古镜，自称能照200里，极为宝贵。他想凭借吕蒙正的弟弟献赠给吕蒙正，以求其知遇，提拔重用。吕蒙正的弟弟将此事告诉吕蒙正，吕蒙正郑重地说：“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见此情形，其弟遂不敢复言，闻者叹服。

以天下为己任的名相范仲淹也是临财不贪、为政清廉。范仲淹早年博学多识，以能诗善文雄视天下。每至一地，人多请他撰写铭文碑记，但范仲淹从不受人馈赠。礼部尚书范雍死后，其子请范仲淹代撰碑铭，并赠绢帛数车以为酬谢，范仲淹坚辞不受。范雍之子又送来家里珍藏的稀世书画赠与范仲淹，他只留取一本老子的《道德经》以传教子孙，其余的一概奉还。范仲淹知庆州时，有一人家请其撰写墓志铭，送来许多财货。范仲淹见状，心中不免纳闷、生疑，经调查询问，得知死者生前作恶多端，其子欲掩其过，让范仲淹曲笔徇情。范仲淹谢却财货，将此人一生实事求是地昭然于世。

行而论道：为政当廉，这是一个从政者必须坚持的道德底线与职业准则。破坏了这一底线与准则，就是一个罪人，就会遭到历史的唾弃与人民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