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读吧

第七章 火炬计划（第1页）

第七章“火炬”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2年7月，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双方胜负未卜，前途扑朔迷离。在太平洋战区，日本人攻势凌厉，盟军全面败退。在苏德战场，苏德两军激战正酣，双方伤亡惨重，呈胶着状态。在北非，德意军团在利比亚大获全胜，俘获英军3万人，正在向埃及步步进逼。危机四伏的局面给反法西斯盟国领导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围绕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展开了紧张激烈的谈判。

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后，法西斯轴心国把主要力量投入了苏德战场，使苏联承受了巨大的战争压力。1941年7月至9月，斯大林连续两次急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要求英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以缓和苏联方面的压力。在此前后，双方围绕开辟第二战场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西方盟国虽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其原因，除了英国确实没有做好登陆作战的准备外，更主要的是丘吉尔对苏联能否抵挡住法西斯军队的强大攻势持观望态度。

美国参战之后，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日益成熟了。自1941年12月起，英美双方先后拟订了多个作战方案，但都未能实施。最后，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推动和战局的压力下，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决定：盟军于1942年12月前在北非、西北非登陆，该方案命名为“火炬”计划，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执行“火炬”计划的盟军总司令。

实施“火炬”计划已经为期不远了，但此时，“火炬”计划的细节尚不明朗，只是预计有一支美国特遣部队参战，从美国直抵北非。由谁来统率这支部队呢?要知道，这位将军身负着特殊的使命，盟军的成败全在此一举，而且，他将是此次大战中率领美军参战的第一位美国将军。这时，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人，很久以来，他们就想让这个人指挥一次关键的战役，此人便是巴顿。

艾森豪威尔不仅认为巴顿有能力承担这一特殊使命，而且他还相信，巴顿一定会高兴地接受这一任命。因为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曾试探性地问过巴顿是否愿意放弃他领导的那个军，率领一个师去参加战斗。他一面说着，一面观察巴顿的表情。他知道，巴顿对他的那个军是非常钟爱的。巴顿没有让艾森豪威尔失望，他连想都没想，马上大声回答说：“艾克，如果能让我参加战斗，我甘愿当一名少尉。”

7月30日，巴顿被急召到华盛顿，他从马歇尔口中第一次极为简略地了解了“火炬”计划的情况，因为该项行动目前还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谁也不能提供更详细的东西。马歇尔还命令巴顿对这个计划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制定出详细的作战方案。

8月3日，巴顿在华盛顿宪法路军需大楼的第三层得到了一问办公室，开始制定“火炬”战役的行动方案。

巴顿的办公机构是一个非常精干的班子，只有几名年轻的军官和秘书，其中包括他的参谋长盖伊上校和作战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这是巴顿一贯的作风，干事情一定要讲究效率，因此组建工作班子的原则是小而精，只要一个人能办的事，决不安排两个人做。巴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由于只有一个房间，于是秘书们在中间拉起了一道帘子，巴顿在“里间”办公。很快，他就拟订了一个初步的登陆作战计划。几经修改后，巴顿立即携文件副本飞往伦敦，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工作。巴顿此行还有一个不愿告人的目的——确立他本人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地位。

此时，艾森豪威尔正在伦敦与英国方面协商有关“火炬”行动的事宜。他真心希望由巴顿来指挥登陆部队，但考虑到军衔方面的差距又有些犹豫了。8月9日晚上，艾森豪威尔正在吃晚餐，巴顿匆匆赶到了，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起了“火炬”计划问题。他们讨论了战役实施中可能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登陆部队的巴顿检阅临战部队。作战素质、登陆地点的地形特征、登陆时的气候以及法国军队的动向等等。这些日子，艾森豪威尔一直在苦心思考这些复杂的问题，再加上远征军横渡大西洋和登陆作战中不同兵种间的协同问题，已经使他有些焦头烂额了。眼看着登陆作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有关“火炬”计划的一些具体内容尚未落实，甚至还有不少人对该计划抱怀疑态度，大唱低调。看来只有巴顿是个乐观主义者和实干家，他充满自信和豪情，提出的意见完全是建设性的。巴顿的到来，犹如给艾森豪威尔送来一股春风，驱散了几天来的烦恼和厌倦，使他如释重负，兴奋不已。他永远忘不了那次聚会结束时巴顿对他说的那句话：“只要允许我参加这次行动，我发誓：不是成功就是死亡!”

晚餐后不久巴顿便告辞了。这次会面虽然十分热烈，但巴顿仍感到心中无底。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计划是赞同还是反对?自己在这次战役中究竟能扮演什么角色?巴顿心中存在着困惑，也充满了希望。他认为，自己至少有三个条件比别人优越：第一，他是美军少有的坦克专家，军事素养无人能比，不久前的军事演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火炬”计划是他亲手制定的，没有人会比他更了解该作战计划的细节；第三，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都非常信任他。巴顿认为，单凭这一点就可以保证他获得该战役的指挥权。

1942年6月，伍德、巴顿等于本宁堡。但没过几天，巴顿就被泼了一身冷水：马克?韦恩?克拉克将军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的助手，担任副总司令，负责“火炬”计划的审定工作。巴顿原认为，不论从能力、资历还是私人关系来说，自己都是最适当的人选。而克拉克是比他晚8年的西点生，在他眼中只不过是只“老鼠”，但如今也同样晋升为少将了。“黄口小儿，岂能当此大任?”巴顿心中忿忿不平，他不仅对克拉克的能力表示怀疑，也对艾森豪威尔的择将之道颇感失望，他甚至怀疑，克拉克一定是通过什么途径抢了他的位置。

但为了取得参战的机会，巴顿强忍住愤怒和忌妒，与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一起研究修订“火炬”计划。由于当时美军内部对于轴心国的军事实力的评价一般都很高，因此许多人认为“火炬”计划的实施将会困难重重，胜负难料。巴顿具有天赋的攻击精神，以从事战争为乐，喜欢冒险，并充满必胜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该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但巴顿认为，必须坚决地实施这一计划，全力以赴争取胜利，因为既然英美首脑们已就“火炬”计划达成了协议，作为军人只能执行命令，别无选择。为了“火炬”计划的成功实施，巴顿做了大量工作。

巴顿此行一共在伦敦待了10天，他的主要活动有两个内容：一是参与审查和完善“火炬”计划；二是争取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这一计划。

他首先致力于说服在英国的美国军事人员。在这些人中，对该计划抵触情绪最大的是美国海军的代表。在一次会议上，海军的代表指出：“火炬”行动是在不利的时间和不利的地点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必定会使美国海军遭受巨大损失。对此，巴顿给以坚决的驳斥，他要求大家从大局出发，而不要计较局部的得失，同时要正确地估计盟国海军的实力，不要被敌人的强大外表所吓倒。他说：“与其日复一日徒劳地等待良机，不如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拼死一搏。敌人是凶恶的，但他们决不会比我们更强大!”巴顿的话很坦率，十分在理，他越说越兴奋，直至对方理屈词穷。最后，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火炬’计划是英美首脑们的决策。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不管困难大小，该计划必须实施，即使一艘护卫舰都没有，我也要下令进攻北非。不管有没有军舰，我都要去打这场战役，哪怕我一个人划着小艇去。”

巴顿还走访了英国的某些“关键部门”，为“火炬”计划摇旗呐喊。其中与蒙巴顿勋爵的会谈规格最高，参加者大都是蒙巴顿周围的高级将领。会谈开始时争论非常激烈。巴顿有备而来，据理力争。到后来，讨论变成了巴顿的个人演讲，与会者都听得入了神。会谈结束后，巴顿对他的参谋长兰伯特说：“软弱的”蒙巴顿和他的将军们看来已全心全意支持我们了。

到8月下旬巴顿离开伦敦时，阻碍“火炬”计划的重重迷雾已经被驱散了，这为该计划的最终确定和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计划的周密和说服工作的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巴顿功不可没。艾森豪威尔对于巴顿的伦敦之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有巴顿参与实施“火炬”计划，他本人感到十分荣幸。

“火炬”计划是英美两国经过长期酝酿产生的，之所以把登陆点定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而且主要以美军的名义实施该计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来看，盟军认为这里是轴心国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统治区，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因素。例如：这里的轴心国驻军的成份比较复杂，有相当部分是法国军队，战斗力较弱，真正的德军主力不多，装甲部队也较少；这里是传统的法属非洲，北非法军中存在着较强烈的反德意识，一些反纳粹分子一直与盟国和法国抵抗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英法矛盾尖锐，北非法军的反英情绪也较强烈，他们仍奉贝当当局为合法政府，因此，这次盟军作战应打着美军的旗号，在形式上表现为美国人的军事行动，同时对流亡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也严守机密。

“火炬”计划是美英两国团结协作的产物，但由于双方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在它酝酿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争吵，留下了不少后遗症。例如，在选择登陆点的问题上，双方存在明显的分歧。英方主张部队应全部在地中海沿岸登陆，迅速抢占突尼斯。否则的话，如果突尼斯被轴心国占领，就会使“火炬”计划受挫。而且他们指出，大西洋的海浪太大，不利于登陆行动的实施。而美方则坚持：应该在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同时登陆。他们认为，战争虽然要冒险，但绝不是赌博，如果选择一个登陆点，万一出现失误就会满盘皆输。此外，美方还认为，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具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意义：在政治上，盟军可以尽快稳定住当地部族的情绪，防止法国贝当和西班牙政府插手当地事务，避免使局势复杂化；在军事上，卡萨布兰卡是北非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占据了它就如同控制了北非的神经中枢，使轴心国在战略上处境尴尬，而盟军则获得了一条可靠的补给线，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因此，即使在这里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围绕登陆点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致惊动了两国的最高层，最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出面干预，才勉强达成了一致。双方最终确定的登陆点共有三个，即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地中海沿岸的奥兰以及阿尔及尔。巴顿的任务是攻占卡萨布兰卡，建立起卡萨布兰卡至奥兰间的联络，并掌握制空权。他将率领完全由美军组成的庞大舰队，横渡大西洋，直指摩洛哥。此外，巴顿此次出征还有另一个重要使命：锻炼美军的实战能力，为日后在欧洲登陆作战积累经验。“火炬”计划定于1942年11月8日正式执行。

从这三条进攻路线来看，西线的形势最为险恶，而且惟有这支特遣部队全部由美国人组成。要知道，在这一时期，美军还没有大规模赴海外作战的经验。美国军方认为，其指挥权非巴顿莫属。得到这一任命，巴顿心中感到十分惬意，并颇有些自得。从1918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加战争，他又可以重温他的英雄梦了。但就在此时，巴顿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差点使他失去了出征北非的机会。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负责这次护航任务的海军少将亨利?休伊特对该行动怀有深深的疑虑。这次海外远征在世界战争史上是极为罕见的：4万多名官兵将在100多艘各种型号的运输船、货船，以及军舰的载运和护送下，从美国东海岸出发，横渡波涛汹涌、敌人潜艇出没的大西洋，在北非摩洛哥海岸登陆。作为护航舰队的总司令，休伊特肩负的使命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他不仅要对这次军事行动负责，还要考虑他的舰队和登陆部队的安全问题。而巴顿则一向是个乐天派，并低估了海军为完成支援任务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而且，两个人的作风、秉性也相去甚远。巴顿不拘小节，粗暴无礼，动不动就想发火；而休伊特则温文尔雅，举止端庄，一副儒将风采。所以，巴顿与休伊特之间的第一次会晤在巴顿的怒吼声中不欢而散了。巴顿一开始就对休伊特的绅士派头十分厌恶，甚至表现出深深的嫉妒和敌意。休伊特的手下人员喋喋不休地大讲远征中的不利因素，更增添了他的怒气，他认为这简直是失败主义的说教。很快巴顿便失去了控制，心中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用各种尖酸刻毒的语言大声怒骂，犹如河东狮吼，吓得休伊特及其部下们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其实，亨利?休伊特是一位资深而且很有作为和才华的海军将领。他精通业务，作风严谨，而且平和谦让，办事公道，颇有长者之风。美军最高领导层让他来领导这支承担着神圣使命的舰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平心而论，他也是最合适的人选。这样一位深孚众望和为部下所爱戴的高级将领，竟当众遭到如此粗野的咒骂，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休伊特被彻底激怒了，他直接找到海军上将金，要求撤换巴顿，否则海军将不参加这次行动。出于加强两大兵种协同作战的考虑，金上将也认为只有调离巴顿才能保证“火炬”行动的成功。于是当面向马歇尔将军转达了这一建议。

但马歇尔坚持要用巴顿，当然，他也离不开休伊特。于是他亲自出面做调解工作，他告诉休伊特：巴顿的坏脾气是恶劣的战争环境造成的——他担负了太重的使命，而且，巴顿的这种秉性正是战争所需要的，“火炬”行动离不开巴顿这样的人物。

经过这次冲突，巴顿与休伊特之间有了深刻的理解，并产生了一种真挚的友谊。两人以诚相见，相互关照，工作中配合默契，取长补短，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正是巴顿勇敢无畏、大刀阔斧的作风，配之以休伊特的精确判断和细心筹划，才使后来的远航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真是不打不相识。

与海军协同行动的问题解决之后，巴顿回到了华盛顿军需大楼中的办公室，开始策划这次战役的战术安排。时值初秋，天气仍很闷热，巴顿挥汗如雨地工作着，时而冥思苦想，时而自言自语，时而奋笔疾书，无论外间工作人员的讨论和争吵多么激烈，都不会影响他全神贯注地思考战术的每一个细节。同时，他还要克服由于情报资料严重不足和上级意图时常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找到相应的对策和解决办法。

根据军部最后确立的方案，巴顿西线部队领受的主要任务是：攻占卡萨布兰卡港，建立并保持与中线特遣部队之间的交通和通讯联系，掌握制空权，为以后攻占摩洛哥建立稳固的基地。

在军部的作战方案上，关于巴顿的任务只有简短数行字，但具体执行起来，却是极其困难的，仅就双方军队的数量来看，美军就处于绝对的劣势（巴顿的参战部队为3万余人，而摩洛哥的法军人数则接近于10万）。为了顺利完成预定的作战目的，必须准确地选定恰当的登陆地点。据此，巴顿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对巴顿8月初拟订的那个计划进行了全面修改。如，由于卡萨布兰卡有法国精锐部队和海军舰队把守，为了减少损失，不对它实施正面进攻；考虑到拉巴特是摩洛哥英美最终确定分三路在法属北非登陆，实施“火炬”作战计划。其中巴顿率领美军西线特遣部队，直接从美国本土出发，横渡大西洋，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图为巴顿将军和他的一名指挥官正跪着研究空中侦察图片。的伊斯兰教中心和苏丹的所在地，十分敏感，加上海滩附近有淤泥，不适于登陆艇登陆，因此放弃这个登陆点。巴顿最后确定的登陆点从南至北分别是：萨非、费达拉和穆罕默迪亚。制定完作战计划后，巴顿立即召集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具体部署作战任务，要求各部队抓紧战前的一切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战术训练。

在离开美国出征之前，巴顿还办了几件私事。

他驱车来到西点军校，与儿子话别。他检查了儿子的成绩册，鼓励他要好好学习，多给妈妈写信。

他先后拜访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马歇尔将军，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款待。这两位上级对他都非常赏识，并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也得知了一些启用他的“内幕”，当听说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看中了他高超的军事素养和压倒一切的精神气质时，他感到极为振奋，并由衷地产生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恩的情绪。

10月20日，巴顿和休伊特在白宫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作为一个军人，巴顿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但思想比较保守，对罗斯福的“新政”比较反感。然而，他十分了解罗斯福传奇般的奋斗人生，十分尊重这位“轮椅总统”。因此在会见中，巴顿以一个职业军人的姿态十分夸张地向“总统阁下”大唱高调。罗斯福总统十分赏识巴顿身上体现出的虎虎有威的军人气质，一再鼓励他“奋勇杀敌，把纳粹分子从北非赶出去”。

第二天早晨，巴顿赶往医院，与老上司潘兴将军告别，接受了他的祝福。

在出征前的日子里，巴顿表面上总是摆出一副信心十足和热情洋溢的样子，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但他的心情却是极为复杂的。他明白，此次远征充满了难以预料的风险，一切都在未定之中。因此，他立下遗嘱，叮嘱妻子：只有确信我已死去才能拆看。在给内弟弗雷德里克?艾尔的信中，他坦陈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其中充满了对亲朋好友和故土的绵绵眷恋之情，并流露出浓浓的宿命情结，但更多的则是对奔赴一场拯救人类的伟大战争的强烈渴望和必胜的信念。信的最后写到：“如果我没有成功……在我56岁时，能有幸率众参加一场决死战斗，我可以安详地离去了。”巴顿拜托艾尔多多关照妻子和孩子们，万一自己遭遇不测，请艾尔经常对他们给予帮助。

在出发前的最后日子里，巴顿对妻子更加温和了，连说话的声音也似乎变得十分亲切温柔。夜晚，他们经常相依坐在房前的草坪上，手牵着手，默默无语地遥望着夜空和满天的星斗，久久不离去，似乎是不愿让这美好的时光流逝。

10月下旬的一天，比陪同巴顿飞往诺福克港。23日傍晚，他身穿威武的军礼服登上了休伊特的“奥古斯塔”号旗舰，踏上了艰难的征途。他在上船后第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帝保佑，我要对部属和我本人尽全部责任。”随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充满伤感和柔情：“比，我时刻都在想着你。”刚写到这里，他的眼眶已经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