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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沉痛中的激昂（第1页）

第十一章沉痛中的激昂

在某种意义上，巴顿与丘吉尔同属于一类人，他们都具有中世纪贵族的天性，缺乏保持沉默的自控力，生命与情感之火要比常人燃烧得更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只有在战争时期才能出人头地。在和平年代里，丘吉尔只能当一位历史学家、文学家或者政客；而巴顿，如同某些人所说，很可能是个“捣乱分子”。蒙哥马利在他的《领导艺术之路》一书中对这一现象做了生动的描述：“一旦爆发危机，国家迫切需要主动性强的领导人，需要他们工作、办事、必要时冒险。……如同大海翻腾的波涛将杂物抛出水面一样，危机会促使性格坚强、目光远大之士脱颖而出。人们需要他。但当他完成使命后，很可能被弃之如敝屣。”丘吉尔在完成使命之后便被英国抛弃了。巴顿的命运则更惨，在战争刚刚取得局部胜利之时，他便开始面临厄运，其起因便是所谓“打耳光”事件。当然，巴顿对此是负有责任的。

从表面上看，巴顿是豪迈直爽，生性粗鲁的一员猛将，一副铁石心肠。但凡是长期与他相处的人都不难发现，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巴顿判若两人。他善良敦厚，性格内向，很重情义，爱兵如子。巴顿讨厌医院，自己很少去医院就诊。但在战争期间，他只要有时间总要下医院去看一看，在他这样的高层指挥官中，是很少有人这样做的。一方面，他把看望伤病员看做自己的职责和一种重要的领导艺术，并认为这能够鼓舞他们战胜伤痛，再立新功。另一方面，他认为，创伤是军人英勇作战的标志，是一种莫大的光荣，他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和慰藉。在医院里，他总是耐心地从一个病床走到另一个病床，用亲切温柔的语气与伤病员攀谈，慰问他们，并亲手给他们别上紫心勋章。在每一个病房，他都要停下来发表一番演讲，演讲的内容从不重复，但每一次都同样激动人心。每当巴顿看到那些牺牲的将士们的尸体，他总是要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以免哭出声来。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常常感到自己没有负一点伤是一种犯罪。人们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来到一个生命垂危、戴着氧气面罩的士兵身旁，脱下钢盔，授给他一枚紫心勋章，然后对他轻轻低语……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流下了眼泪。

在战争期间，巴顿将看望伤病员视为自己的职责，并认为这有助于减轻他们的痛苦，他经常挤时间到医院去。图为巴顿在西西里和伤兵交谈。相反，对于那些临阵逃脱、无病呻吟的胆小鬼，巴顿不仅没有丝毫怜悯，反而感到强烈的痛恨，甚至疾恶如仇。他认为，这是对那些光荣负伤和牺牲的将士的一种亵渎，对这种人绝不能原谅和姑息。巴顿的这种情绪往往会发展到极端，以致失去控制。“打耳光”事件便是这一情绪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巴顿之所以采取了如此粗鲁幼稚的举动，客观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遇到的是蒙哥马利将军的重重阻挠。早在制定西西里作战计划时，蒙哥马利就施展种种手段，迫使盟军司令部推翻了“赫斯基8号”方案。根据他的计划，美军登陆点应由巴勒莫转至距英军登陆点不远的西南方面，其任务只是保护英军的侧翼。在蒙哥马利的强烈要求下，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等人最终接受了他的新计划。

巴顿是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执行强加给他的作战计划的，但他仍然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开战后不久就打开了局面。但正当他的部队沿着预定路线胜利进军时，蒙哥马利又给他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他擅自于7月13日将部队开进美军的行进道路——124号公路。这是一个严重违反作战计划的行动，严重干扰了美军的推进，给盟军作战带来混乱。对此，巴顿非常愤怒，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仍以大局为重，并希望把进攻方向转向西线，攻占巴勒莫。但亚历山大却发来指示，明确规定他的任务仅仅是保护英军的侧翼和后方。这等于死死地束缚了巴顿的手脚，不让他越雷池一步。对此，巴顿的反应是强烈的，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亚历山大才有条件地同意他转向西线。可以说，在通向巴勒莫的道路上，巴顿遇到了重重障碍，而这些阻力大部分来自盟军内部。这使巴顿感到十分痛苦，心力交瘁。

还有一个问题曾使巴顿大为恼火，愤愤不已。在西西里战役中，盟国空军第一次大规模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但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和指挥上的失误，空中行动屡遭挫折。如前所述，7月9日夜间，空降部队进行的第一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空降部队大部分没有抵达目的地。事隔两天，悲剧又一次重演，空降行动再次惨败，23架飞机坠毁，损失近400人。盟国空军的行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未能给地面部队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援，反而多次发生误炸地面部队的事故。巴顿的部队曾多次遭到己方飞机的轰炸，造成了重大损失，巴顿本人也差一点遭遇不测。这真是雪上加霜。巴顿气愤地说：“我倒是要问一问这些空军老爷，他们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

巴顿攻克巴勒莫之后，8月初挥师东向，进军墨西拿。在这里，巴顿部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西西里北部沿海地区山石林立，地形复杂，狡猾的德国装甲部队巧妙地依托这种地势，打打退退，尽可能地消耗盟军的有生力量。巴顿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进展十分缓慢。此时，巴顿最需要的是空军的支持，因此向亚历山大和布莱德雷求援，立即得到了首肯。但不幸的是，盟国空军对轴心国军队的轰炸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空袭期间，竟发生了多起误击美军地面部队的严重事故。就在此时，巴顿发现了一个更令他不安的情况，部队的非战斗性减员突然猛增，许多并未受伤的人被运送到后方医院。这种情况在第1装甲师最为明显。

从战斗记录来看，第1师是巴顿最信任的一支部队，作战勇猛，敢打敢冲，屡建战功。该师师长艾伦是一员有胆有识的虎将，一向受到巴顿的倚重。但他脾气暴躁，待人傲慢，常常好自作主张。副师长罗斯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儿子，他才华过人，作风朴实，体恤部下，深受官兵爱戴。由于两人的风格迥异，个性和自尊心都很强，所以相互间产生了隔阂和龃龉，并各有一帮支持者。在他们的溺爱和袒护下，该部队居功自傲，目无法纪，蔑视其他部队，并产生出一种自怜情绪，1943年8月，德军被驱逐出西西里岛。在一个村庄，意大利警察为美军士兵送水解渴。许多人不断跑医院，蹲病房。他们的行为在全军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使巴顿不得不分心去处理这一问题。最后，巴顿打算忍痛割爱，将他们两人同时解职。

以上一系列问题已经闹得巴顿心烦意乱了，而英国BBC广播电台不负责任的报道更使他怒火中烧。英国的广播充满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无事生非，大肆宣扬：在西西里岛，英国官兵正在前方浴血奋战，承担了大部分战斗，而美军却躲在巴勒莫豪华的王宫里，“一边喝葡萄酒，一边洗海水浴”。

在西西里炎热的夏季里，一身“热血与豪胆”的巴顿就是在这种煎熬之中度过的，巴顿把这称之为“一场剧烈的身心折磨”。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忍耐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都达到了极限，数不清的矛盾冲突开始使他的心理天平倾斜了。“打耳光”事件就是在这时发生的，一发而不可收拾。

8月3日，刚刚考虑完第1师问题的巴顿在通往前线去的路上发现了第15后方医院的路标，他马上叫司机米姆中士把车开到医院去。本来，这次偶然的探访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真诚的问候、深切的同情以及赠送紫心勋章等等。但正当他热情洋溢地与伤病员交谈的时候，他发现了第1师一个名叫查尔斯?库尔的士兵，蹲在一个箱子上，显然没有负伤。在巴顿的询问下，库尔战战惊兢兢地回答说：“我觉得受不了了。”医生说他得了“心理性神经紧张症”，这是第三次住院了。巴顿听罢大怒，多少天积累起来的火气一下子发泄出来，他痛骂库尔是胆小鬼，一边用手套打他的脸，一边怒骂道：“我不允许他躲在医院里，他的行为已经损坏了我们的声誉!”巴顿的所作所为使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感到十分震惊。

由于当时战事吃紧，此事未造成大的影响，巴顿也没把它当回事，只是在日记中写道：“我遇到一个胆小鬼，我把他赶出了医院。”

8月5日，巴顿向高级军官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我注意到，一小部分士兵跑到医院，说自己神经紧张，不能参加战斗。这些人是胆小鬼，玷污了我军的荣誉，对于那些留守阵地坚强地承担作战危险的同志也是一种污辱，而他们却把医院当做避难所。

你们要采取措施，此类人员不要送往医院，而是在各自的部队处理。

意大利儿童向美军士兵献花。那些面对敌人胆怯而不愿作战的人员将由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战局仍然不乐观，敌人按预定方案边打边退，第1师似乎在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进展极其缓慢。巴顿当机立断，决定改变进攻线路，将进攻重点转至北翼，由特拉斯科特的第3师进行正面突破。但德军又一次抢得先机，他们控制了沿海路线上的几乎所有的制高点，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使第3师的陆路进攻严重受挫。没有办法，巴顿又决定改变战术，利用沿海地形乘登陆艇实施两栖跃进，时间定在9日。不曾想，在进攻前夕，德军有针对性地发起了一次空袭，炸毁了一艘登陆艇，美军的行动尚未开始就受挫。时间不等人，巴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下达了死命令：务必于10日晚间实施攻击。与此同时，他还下达解除艾伦和罗斯福职务的命令。巴顿此时的心情是焦虑而复杂的，他知道这一处分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巴顿于10日中午赶往前线。

下午1时30分，巴顿在行车途中发现了第93后方医院的路标，马上命令把车开过去。于是又发生了下面的一幕。

与通常一样，巴顿亲切地与伤病员闲谈，赞扬他们的勇敢精神和业绩。但凡是熟悉巴顿的人都发现，他不像往常那样热情诙谐，神色显得沮丧而不自然。突然，他发现一名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里，顿时怒火冲天。这个小伙子叫保尔?贝内特，患有中度的“弹震症”，一听到炮弹的呼啸声就异常惊恐。他面色灰白，语无伦次地告诉巴顿自己神经有问题。巴顿勃然大怒，大声叫骂：“你根本没病，你是个狗娘养的懦夫!……你马上滚回前线去……你应该被枪毙!”接着，巴顿打了他的耳光，并拿出手枪向着他晃动。直到走出病房，巴顿还在大声喊叫。

以上便是“打耳光”事件的来龙去脉。总之，巴顿之所以采取这种粗鲁幼稚的举动，从而酿成了他的个人悲剧，除了他自身的严重缺陷之外，主要是由于他所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太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和忍耐力，使其心理的天平急剧倾斜，最终完全失去了控制，导致了歇斯底里大发作，使其性格中的所有弱点均暴露无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对于巴顿的粗鲁举动有直接影响，即他对“战争恐惧症”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战争恐惧症”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才真正得到了医学界的认可。对于患有战争恐惧症的人，轻者应使其得到必要的调整，重者则必须巴顿认为军人必须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从不容忍自己部队有贪生怕死的人。1943年8月10日，巴顿在西西里看到有1名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竟勃然大怒，给了他一记耳光。巴顿险些因此而断送前程。尽快送医院。这一方面可以使病人及时得到医治，另一方面又能防止恐惧情绪在军中蔓延。巴顿认为，一个军人必须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不能表现出丝毫的动摇和怯懦。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垮掉了，那么他就是个“上帝诅咒的胆小鬼”。在他的眼中，在战场上畏缩不前和开小差的人都是军人中的败类，必须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他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把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获得了新生。否则，他们就会永远堕落在罪恶的深渊中。正是由于他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举动，因此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几乎毁了他辉煌的军旅生涯。

“打耳光”事件发生后，巴顿内心也感受到自责，但由于战事紧张，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两天之后，第2军参谋长基恩少将和军医官阿内斯特上校来见布莱德雷。阿内斯特向布莱德雷汇报了“打耳光”事件的详细经过，并递交了一份有关报告。布莱德雷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得知这一报告尚无人知晓时，马上命令封存这份报告，严加保密。虽然布莱德雷对巴顿的做法十分反感，并有责任越级向上级汇报此事，但他选择了忠于巴顿的做法。这符合他一贯的处世方式，而且他了解巴顿和巴顿当前的处境。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巴顿打人的消息就传遍了第7集团军，新闻界也议论纷纷。阿内斯特上校见布莱德雷不愿介入此事，便通过其他途径把报告直接交给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看到报告后感到既惊讶又棘手。此刻，巴顿将军正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墨西拿城，全世界都在向他欢呼，意大利战场上还有许多更艰巨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如何在这一时刻去处置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呢?为了慎重起见，艾森豪威尔将此事严格限制在内部范围。他命令卫生顾问佩林?朗中校进行一次秘密调查，结果只向他一人汇报。同时，他以个人名义给巴顿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了巴顿的“卑鄙”行为，并责令巴顿，如果情况属实，必须公开向被打者、在场的医护人员和相关人士逐一道歉，以挽回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平息事态。事后，有人曾责怪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处理方式是轻描淡写。但他们不知道，对巴顿这样一位骄傲自大并刚刚取得重大战果的将军来说，这无异于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事后，艾森豪威尔立即召见新闻界的代表，通报了事件的经过和采取的措施，并诚恳地要求他们，鉴于目前的军事形势和“过分”处置巴顿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不要把此事透露出去。与会者接受了这一请求。

直到这时，巴顿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日记中写道：“显然，我的行动太轻率了，而且对情况的了解也很不够。我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为谁也不能容忍装病逃避的现象存在，它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我坦率地承认，我的方法是错误的，我将尽力改正。”

巴顿认真执行了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被打士兵以及与此事有关的人员被召集到巴顿司令部。巴顿非常诚恳地向与会者表示道歉，认为自己“过于冲动了”。然后对自己的行动作了解释。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一个朋友因一念之差开了小差，后来承受不住精神压力自杀了。他说，如果当时有人粗暴地打他几个耳光，使他清醒，他是可能得救的。在场的人都接受了巴顿的道歉，并表示“忘掉”此事。临别时，巴顿与大家一一握手。事后，巴顿在一封信中向艾森豪威尔表达了悔改之意，并表示决不会再给他“惹麻烦”。但同时巴顿声称对那两个士兵“绝无苛刻或残忍之意”，他的目的仅仅是“设法使他们重新认识作为男子汉和军人的职责”，他是为了“拯救一个灵魂”。

此时，承受压力最大的是巴顿的顶头上司艾森豪威尔。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要求去做，巴顿很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受到降职处分以致失去继续参战的机会。但艾森豪威尔清醒地看到，巴顿的行为虽然是残酷而愚蠢的，应该给以处分，但是，巴顿已经用事实说明自己是迄今为止盟军中最杰出的陆军指挥官和战术大师。而目前，他手头派得上大用场的美军将领寥寥无几。所以，艾森豪威尔决心要保护巴顿。他认为，这符合盟军的最高利益，也可以留给巴顿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艾森豪威尔卓越的远见和对局势的高超的驾驭力。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巴顿一直把自己关在巴勒莫王宫的深宫里，闭门谢客。他是在闭门思过，还是在筹划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现已无人知晓。但对于正处在各种舆论包围中的巴顿来说，这一做法显然是明智而合乎时宜的。直至9月初，他才在接待美国红十字会主席诺曼?H．戴维斯的一次例行活动中公开露面，但未像平时那样发表演说。面对着向他鼓掌欢呼的官兵们，他故作严峻地开了一个巴顿式的玩笑：“我来到这里是想让你们看一看，我到底像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一个王八蛋!”

事情到此似乎已经结束了。但11月21日，随军记者德鲁?皮尔逊违反诺言，将“打耳光”事件在媒体上公之于众。由于他不负责任地引用问接得来的材料，并加以夸张，很快便在美国社会和政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要求国会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解除巴顿的军职，并谴责艾森豪威尔等人袒护巴顿的“罪行”。但是，美国陆军最高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对巴顿所犯的错误表示遗憾和愤怒，认为必须使他接受这一教训，改过自新。但同时，他们决心使巴顿继续参加战争，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陆军部长史汀生是巴顿的老战友，他指出，要从国家利益和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保留巴顿的军事职务是绝对必要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不仅支持史汀生的主张，而且赞成把巴顿的永久军衔晋升为准将（巴顿的永久军衔原为上校），并竭力为他辩护。对巴顿命运最关切的还是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是巴顿的顶头上司，而巴顿则是他不可多得的猛将，他利用各种方式和场合来做挽救巴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