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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历史之谜（第6页）

洪仁玕也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他被俘后在其自述的后半部分也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

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向清廷奏称：“叛贼洪秀全实属是今年五月间，官军猛攻之时服毒身亡。”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

大多史学家根据上述资料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学者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认为洪秀全应是自杀，但又对曾国藩奏稿中的内容提出质疑。他在”官军急攻“语下批驳说，在洪秀全死前三个月”曾国藩未攻城，天京外亦无战事。“曾国藩奏稿说，洪秀全”服毒“之说来自天王府宫婢黄氏，简又文认为此宫婢提供的信息也可能有误。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1864年6月1日）服毒逝世“。

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学者怀疑洪秀全是自杀的。

20世纪60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即《李秀成自述》）正式影印发行，其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原始记载，有力地证明了洪秀全是病死，而非自杀。其中明确记述道：“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天历）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咐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多数人认为这一记述十分可靠，因为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

史学家再和其他原始记载对照，更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了。幼天王洪福瑱（洪天贵福）在“自述”中日：“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天历）众臣子扶我登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当时清、太双方记载是一致的。洪秀全虽然不在天京，但他在湖州和幼天王会师，自然要谈到洪秀全去世情况，所以他在“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论述，也为史学界所重视。但《洪仁开自述》前半部分说：“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开天。”后半部分又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这个自相矛盾的记载恐菲洪仁开本意，因为原稿已失，现在不得而知。

人们也许会问，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篡改《李秀成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说法呢？

这是因为湘军攻破南京之后，曾国藩在安庆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已经说过洪秀全是“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的。而他在到达南京之后，又于七月初四日亲自拟写了七月初七日的奏稿；并在奏稿中重申了洪秀全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这两个奏稿都是在曾国藩看完《李秀成自述》前写成的。曾国藩看到李秀成亲供有关洪秀全之死记载和奏稿截然不同，他在把亲供抄送军机处时，将这些文字给篡改了。

至于曾国藩两次谎报军情，乃是为了向清廷报功而盗改的。

由于《李秀成自述》影印出版，曾国藩篡改史料骗局被揭穿，洪秀全死因之谜已初步解开，近年来有关洪秀全之死，大多数人改变了“自杀说”的看法，当然也还有一些人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张文祥刺马案之谜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上任仅两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在箭场参加完阅射后步行回官署，刚走到官署后院门口，突然从人群中闪出一人，一边口呼冤枉，一边拔出匕首，刺入马新贻的右肋。而且刺得非常到位，马新贻第二天就毙命了。当时，刺客并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让那班怕死的卫士捉拿。以后几经审讯，张文祥有问必答，而且所言令审讯官江宁将军和藩司“大骇”，认为供词离奇不经，在上报朝廷的审案奏报中只以“言词闪烁”、“一味支离”等话含糊定案，半年之久都不能结案。清廷为此连发四道谕旨，先后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刑部尚书郑敦谨赴江宁审案，同时敦促曾国藩急任两江总督主持大局，但也未能查出幕后主使者。

最后，清政府给张文祥定的罪是“私通海盗”，并处以剖心凌迟。

关于此案，民间坊言更是众说纷纭。“刺马案”距今已有138年，到现在这宗刺杀案依旧真相难觅。

据刺客供称，他叫张文祥，46岁，河南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下宁波贩卖毡帽，当过四年太平军，其间救过一个叫时金彪的清军俘虏。后来看到太平军势力不支，与时金彪趁机逃出，辗转回到宁波，与南田海盗团伙往来亲密。他交代的杀人动机有三点：一是他回到宁波后发现自己的老婆和钱财被一个叫吴炳燮的霸占了，于是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拦轿喊冤，马未受理。他只好到宁波府告状，虽然要回了妻子，但是钱没有追回来，气急之下，逼老婆吞烟自尽，马应该对他的不幸负责；二是他的很多海盗朋友被马巡抚捕杀，海盗们说他最讲义气，应该杀马新贻为朋友报仇，同时也泄私愤；三是他私自开的“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被马巡抚明令禁止，绝了他的生路，加深了他对马的愤恨。新仇旧恨加在一起终于使张文祥动了杀心，一路跟随马新贻从浙江到了福建、江苏，两年之后终于找到机会将其刺杀。

张文祥刺马不惜性命处心积虑两年，就出于这么简单的动机？显然不能服众。因此从马新贻被刺起，关于张文祥的杀人动机就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当张文祥、马新贻、吴炳燮三人年轻时，曾歃血为盟，结为金兰之好。后来，张文祥、吴炳燮之妻各以美艳之故，俱为马新贻所奸污霸占。这样一来；张文祥所报则为占妻之仇。如政论家汤增璧先生即持此说，“马新贻督于两江，秽行昭著，戕贼旧交，艳其室而夺之。有义烈沉毅如张文祥者，磨刀霍霍，天鉴其衷，大仇已复，从容自首，决腹屠肠，神色为之不挠。”（《民报》1908年第23期《崇侠篇》）。

但是有人认为，这点毫不可信。既然马新贻与张文祥是结义兄弟，要杀他，下手的机会有很多，干吗在大庭广众之下行凶？

有人说，张文祥最初与一个叫徐弁的同是太平军李世贤部战士。

李世贤兵败后，徐投奔马新贻，成了马的亲兵，张文祥则到宁波开小押店为生。一次，张到杭州访徐，徐密告他说马新贻正私通甘肃回王准备反清（马新贻是回民），回王军队不日将南下，江浙一带由马负责征讨。张文祥当场怒骂：“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后又因马新贻下令取缔非法营业的小押店，张文祥生计被断，出于国仇私愤刺杀了马新贻。

有人说，刺客张文祥是河南汝阳人。后来投了太平军。在侍王李世贤的部下当兵，认识了被太平军俘获来的清朝小官马新贻。两人在军中谈得很投机，便结拜为兄弟。后来，马新贻在张文祥的帮助下逃出了太平军，回到清营，因为熟悉太平军的内部情况，所以打了不少胜仗，很快便升到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太平军失败之后，张文祥也投到马新贻的手下当差，但马新贻见张文祥的妻子长得标志，遂起歹心，但未能得逞，而张夫人却因不堪羞辱而当即自杀。张文祥知道后，蓄意报仇，便找机会刺杀了马新贻。

有人说，张文祥曾经是捻军的一个首领，手下有八百多名将士，后来，马新贻派人说降张文祥部，张文祥信以为真，与马歃血盟誓。

谁知投降之后，马新贻便派人屠杀了自己的八百名部下，张文祥侥幸逃脱，立誓要为兄弟们报仇，便找机会杀掉了马新贻。

有人说，马新贻死于“督抚不和”。此说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由太常寺少卿王家璧正式提出的。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衡犯了案子，归马新贻查办。王家璧认为丁向马“请托不行，致有此变”。他还说这个传闻流传很广，而且传播得很远。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官员那么多，大家偏偏怀疑他，未必是空穴来风。清廷向来鼓励官员“风闻言事”，王家璧此举也是人臣本分。但他的奏折当时就遭到了主审官郑敦谨的否定，郑认为丁惠衡的案子始终都是丁日昌大义灭亲，自行奏办，不会向马请托，当然也不会有怀恨杀人的事。事实的确如此，况且丁惠衡当时尚未投案，未经审理，更没有被杀头，丁日昌恐怕不至于因为走后门不成就动了杀心。

总督被刺杀本来就罕见，何况又纠结着湘军、太平军、捻军海盗，牵扯到慈禧、曾国藩等重要人物，包含着反清、报仇、夺妻等诸多传奇元素，难怪说法各异、真相难求。也许正因为太受关注，世人给出的答案太多，反而将真相掩盖了。

李自成生死之谜

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自杀身亡，李自成如愿坐上了皇帝的宝座。然而，吴三桂在山海关“冲冠一怒为红颜”改变了这一切，功败垂成的李自成仓皇逃离北京，在清军的追击下一路狂奔，不久便传出在九宫山遇害的消息。但是，有关李自成最后归宿的争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息过。他是战死沙场，还是削发为僧呢？到底是死于何时何地呢？

九宫山遇难说

最开始报告李自成遇难的是清王朝负责追击闯王的靖远大将军阿济格。他在1645年阴历闰六月四日给朝廷报告说：李军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中，随后在山中遍搜李自成不得。降兵降将都说，李自成窜走时，身边仅有随身亲信二十人，在外出觅食时被村民围困，不能脱，自缢而死。其马上派认识李自成的人去验尸，尸体已经腐烂，不可辨认了……

南明王朝的驻湘将领兵部尚书何腾蛟也向南明王朝的唐王发出了李自成身亡的报告，不过时间已经是1646年的阴历二月了。他说：我部已斩李自成于九宫山，因为周二南死，丢失了首级。

根据这两则报告，《明史》也做出了一条自成已死、而尸朽莫辨的模糊结论。这个结论，由于许多地方志、家谱的发现而有所加强。

同治年间修编的《通山县志》和嘉庆年间修改的《湖北通志》都说：“程九百，通山人，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败走通山，九百率众杀之。”《程氏宗谱》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因为程九百本人占山为寨，鱼肉乡里，早已是官府通缉的人物，所以未曾申报请功。

“九百之甥”又是谁？《金氏宗谱》说：“金一柏追李闯于牛迹岭下。”而金之婶母恰巧姓程。据此，杀死李自成的真正凶手，则是九宫山下程九百之甥金一柏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自成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通山县高湖公社水源村一队的深山古井里，发现了民团头目程九百（华楚）的墓葬和碑文，可见此人物并非虚构；另在九宫山一带发现的马镫，形制特殊，并有永昌年号，也不是一般将士所用之物。

“永昌”是闯王的年号。有了这人证、物证，李白成九宫山之死，就显得更是真切了。

然而却有人对这一结论提出了怀疑。

一是闯王之死，对清王朝和南明王朝都是重大事件，然而报告却浮夸不实：阿济格的报告说“尸朽莫辨”，实际上只是报告了一段传闻，连他自己也说“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何腾蛟更是马后一炮，谎报战功，把周二南之死同闯王首级失踪连在一起，这说明他自己也没看到过首级。这二人的报告，连当时的朝廷都不相信，由此而衍生出来的种种传闻，就更不值一提了。结论是：传闻则有，实际却无。

二是闯王退居湖湘时，还有四五十万左右的兵力，退居武昌时，还能从容不迫地改江夏县为瑞符县，铸造“永昌通宝”的钱币，他的嫡系战将李过驻军九宫山一带，也有数万之众，何至于需李自成带二十人寻找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