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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徐锡麟初到安庆时并不得意。先是受命主持武备学堂（后改陆军小学堂），任会办（副校长），每月收入“不过数十金”，不敷所用，不得不把妻子王氏送回乡，加之不熟悉官场陋仪，与人交往时又因满嘴绍兴土语，沟通不畅，受到嘲笑，这使他十分郁闷。更让他苦恼的是，陆军小学堂学生大多是十几岁的青年，一时不易策动，难有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度想返回浙江。但同乡僚属们都劝他留下，而此时，浙抚张曾敭已对他有所怀疑。尤其是不久前陶成章在浙组织上八府起义，机谋外泄，引起官府的注意，而陶与徐的关系又众所皆知，这时回浙江显然有害无益。就在他彷徨无措之时，他的表叔俞廉三又一次伸出援手。他写信给安徽巡抚恩铭，向他力荐徐锡麟，称徐有才干，请务加重用。

这封信很快就起到了作用。恩铭回信称：“门生正欲重用之，毋劳老师悬念。”恩铭为何对俞廉三的信如此重视？因为俞廉三与恩铭有师生之谊。恩铭在山西任知府时，俞廉三是山西巡抚，为他的上司。此外，恩铭与寿山为连襟，寿山也向他举荐过徐锡麟。

此后，在恩铭的关照下，徐锡麟开始受到重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在徐锡麟到达安庆的第二年，他被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后在武备学堂改为陆军小学堂时，又加委陆军小学堂监督。恩铭还想为徐奏请二品衔，只是有人进言，声称留日学生大多有机谋，不可轻信，恩铭才稍有戒意，但仍对徐锡麟信任有加。直到徐锡麟起义发生后，恩铭才大梦初醒。

巡警学堂是培养警官的学校，而巡警处则掌管全省的巡警，有着相当的权力，而且俸金收入也较高。于是，徐锡麟的处境大为改观。更重要的是，他由官府内部掌握武装力量的计划也初步取得成功。尽管巡警学堂总办和巡警处总办世善是个旗人，向持满汉畛域，对徐很不友好，经常刁难掣肘，但他不久暴病而亡。徐锡麟抓住这一机会，努力活动，试图谋取总办一职未能如愿。不过，新任总办毓朗（亦称联裕、毓秀，以按察使兼）却是个颟顸无能的老官僚，尸位素餐，并不到校（处）办事，所有校（处）务则由会办主持。这一来，徐锡麟等于掌握了总办的权力，正好大展身手。

当时，安徽巡警学堂设于安庆城内东北隅的百花亭。徐锡麟白天戎装齐整，亲自督课，夜晚则宴请各营官兵，联络情感，与他们打成一片。很快，他就受到官兵们的拥戴，声望不断提高，恩铭也对他大加赞赏。

随着地位的升迁，徐锡麟的权力越来越大。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他秘密地在军警中开展活动，发展会员。当时，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倪映典、范传甲、常恒芳、胡维栋、薛哲等都与他交往甚密。尽管徐锡麟的行动十分谨慎，但时间久了，还是引起了巡警学堂收支委员顾松的注意。顾松是满人，系保甲出身，素以缉捕为能，平时专与徐锡麟作对。他见徐锡麟行为奇特，便暗中生疑，悄悄监视。他还私拆徐的来往信件，发现信中语多隐晦，更怀疑他是革命党，便偷偷向恩铭举报。恩铭将信将疑，有一次召见徐锡麟，便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你是吗？”

徐锡麟听后一惊，却坦然答道：“大帅明鉴!”

恩铭见他神情自若，便一笑了之：“你可要好自为之。”

这件事发生后，徐锡麟内心开始产生了不安。虽然恩铭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但已透露出一个危险的信号。既然传出了风声，就难免夜长梦多。倘若事情一旦败露，则祸将不测。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起事！从那时起，他急于举事的念头便日益迫切起来。

1906年4月，徐锡麟回到绍兴，与秋瑾一起召集有关同志开会，把尽快起义的想法提了出来。

早在前往安庆赴任前，徐锡麟就曾与秋瑾有过约定，两人分头负责，共同筹划江、浙两省起义。秋瑾，原名秋闺瑾，字璇卿，东渡日本后改名为瑾，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秋瑾与徐锡麟是同乡，也是浙江绍兴人。她与徐锡麟认识是由陶成章介绍。1904年，秋瑾东渡日本，在那里结识了陶成章。后来，她回国探亲，陶成章给她写了两封信，分别将她介绍给蔡元培和徐锡麟。秋瑾与徐锡麟相识后，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们一拍即合，结为革命盟友。后经徐锡麟介绍，秋瑾也加入了光复会。

就在徐锡麟前往安徽时，湖南革命党人刘道一等人正在策划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光复会得知消息后便召集部分会员在上海开会，决定起兵响应。秋瑾的任务是前往浙江联络会党，并受徐锡麟的托付，主持大通学堂校务，继续培养军事干部，为浙江方面举事做准备；而徐锡麟则主持安徽，与浙江遥相呼应。

关于徐锡麟这次回绍兴开会的情况，史料记载不尽相同。一说会议在大通学堂内召开，前来参加会议的王金发、陈伯平、马宗汉等人。会上决定成立光复军，并讨论了《光复军军制稿》和《光复军起义檄文》。据说，《光复军军制稿》为秋瑾手拟，规定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表记，将成员编成几个军，总称“光复军”。每个军都设置大将、副将等十三个军职；军旗为白底，上绣黑色“汉”字。此外，军服、头布、肩章、胸带等式样也做了设计。

另一说，这次会议是在绍兴大禹陵秘密召开的，时间在农历清明。参加会议的有浙、皖两省的会党首领。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光复军，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同时确定了起义计划，伺机两省同时行动。商议已毕，马宗汉找来一只公鸡，拧断鸡颈，滴血入酒，然后众人端起血酒共同盟誓。誓词的大意是：为光复中华，揭竿起义，不怕牺牲，如有背叛，天地不容。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后，从南方传来了孙中山发动潮州、黄冈和惠州七女湖起义的消息，各地会党纷纷响应，于是大家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正式起义。起义时间原定为7月6日，后秋瑾提出推迟至7月19日。为了加强浙、皖两地联络，陈伯平多次来往于浙、皖之间传递消息。

陈伯平与徐锡麟是同乡，名渊，以字行，别号墨峰，参加光复会后，隐号为“光复子”。伯平幼时在福建长大，后入福建武备学堂，肄业后因慕徐锡麟的大名便返乡来大通求学。陈伯平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意志坚定，为革命敢于牺牲，因此深得徐锡麟的敬重。在徐锡麟发动起义时，虽然参加的巡警学堂学员有数十人之多，但徐锡麟真正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两个人。他们一个是陈伯平，另一个便是马宗汉。

马宗汉，字子畦，浙江余姚人，原名纯昌。在光复会内隐号“宗汉子”。他是经陈伯平介绍认识了徐锡麟。马宗汉自幼聪慧，曾入浙江高等学堂学习英语，后因参加学生罢课而退学。之后，他勉强依从家人之命，考取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出洋留学，在东京入早稻田大学预备科。据马宗汉供词称，他与徐锡麟相识是在轮船上。因为祖母病重他乘船返浙，与同乡陈伯平结伴而行。“锡麟向与伯平相好，我由伯平介绍始认识锡麟，彼此交谈，他主革命为汉族复仇，劝我亦持此主旨。”总之，在与徐锡麟相识后，马宗汉也与陈伯平一样成了徐锡麟死党。从此，他们三人的命运便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6月上旬，陈伯平和马宗汉同至安庆，住在徐锡麟公馆，日夜谋划。是月22日和24日，他们又先后来到上海，与秋瑾见面。然而，秋瑾却带来一个坏消息。原来，绍兴会党袭文高不待命令擅自行动，提前召集台州义军发动起义。这一来，不仅打乱了原定的起义计划，而且引起了官府的警觉。浙江各地开始加强戒备，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秋瑾担心计划暴露，要伯平、宗汉立即返回安庆，告之徐锡麟，约定将起义时间提前，改回7月6日举行，届时两地同时发难。

就在起义箭在弦上，紧锣密鼓进行之时，7月1日，又传来一个坏消息：光复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侦缉队抓捕。

叶仰高是浙江景宁人，据说与浙江会党首领吕熊祥为同乡，并由吕介绍加入光复会。他在被捕后被押送南京，两江总督端方派人严加讯问。在酷刑拷打之下，叶仰高供出了会中机密，包括一些党员的别名和隐号。他还供称，有一个叫“光汉子”的人已打入安庆官场。

“光汉子”就是徐锡麟的隐号。光复军成立时，为了隐秘起见，有意仿效会党，将组织统一编成十六级，以一首七绝诗为标记。诗曰：“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诗中的前十六个字就代表了十六个级别。“黄”字为最高级，指首领徐锡麟；“祸”字次之，为协领秋瑾；“源”字再次之，为分统王金发等人；以下逐一类推。另外，每个人还有一个别号或隐名。这些别号或隐名，在会友函件往来及对外活动时使用。叶仰高虽然不知“光汉子”的真名实姓，但他提供的情报还是引起了官府的警觉。

端方在获知叶仰高的供词后，便密电安庆，将叶供出的情况和党人名单发给安徽巡抚恩铭令其查办。恩铭接电后，当即把巡警处会办徐锡麟找来商量。庆幸的是，恩铭并未对徐产生怀疑，但徐锡麟看到电报后却大吃一惊。因为供出的党人名单中位列第一的就是他的隐号“光汉子”。

徐锡麟起先颇感紧张，但他很快发现恩铭并不知道“光汉子”是谁，这才镇定下来，向恩铭保证他将迅速查清此事。从恩铭处退下后，他便急召陈伯平、马宗汉前来商讨对策，认为眼下时机紧迫，不容再作迟疑，应该马上起义，以免受制于人。他计划先杀恩铭，尔后高举义旗。

陈伯平、马宗汉都表示赞同。他们一起分析了形势，对前景感到乐观。理由是：一来浙江方面已经准备妥当，可以呼应；二来安庆兵力空虚，机不可失。当时，安徽常备军有两标，其第一标主要是训练，未发枪械；第二标均为招来的新兵，战斗力不强。此外，缉捕巡防各队也兵力不足，至于绿营更是不堪一击。此种局面于对举事来说十分有利。

至于具体计划，他们也做了安排。徐锡麟提出借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大会之机，邀请恩铭出席，然后以枪击杀，乘势举义，大事可成。计划制定后，徐锡麟一边派陈伯平、马宗汉前往浙江通知秋瑾，一边去上海添置手枪、赶印起事文告等。

晚清革命党起义多数依靠军队和会党，而且多数是仓促上阵，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种起义成功的概率很小，包括孙中山、黄兴发动的多次起义都概莫能外。徐锡麟发动的这次起义也是如此，而且直到起义即将发动时，计划还在一变再变。更为糟糕的是，他在起义的指挥上缺乏周密的部署，只依靠少数人，且大而化之、粗率之处甚多，这也是导致起义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原定于1907年7月8日举行，这比徐锡麟与秋瑾事先约定的7月6日起义时间推迟了两天，但徐锡麟认为晚几天不是问题，况且事已至此，只能如此。

7月5日，徐锡麟将请帖送至巡抚衙门。不巧的是，7月8日这一天，恩铭已有安排。原来这一天是他的总文案张次山老母七旬寿辰，他要前往祝寿。张次山是恩铭的亲信幕僚，两人为结拜兄弟，关系甚洽。恩铭对张母素执晚辈礼，逢此大寿必躬亲叩贺。于是，恩铭提出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提前两天，至7月6日举行。虽然这与徐锡麟和秋瑾原先约定的起义时间合拍，但却打乱了徐锡麟制定的计划。因为提前两天，便意味着举事将在次日进行，这显然过于仓促，不仅给起义准备带来了困难，而且原定的响应也来不及发动。徐锡麟试图说服恩铭改变主意，他向恩铭报告说，提前举行，为期太促，恐不及准备，希望仍按原定日程进行。可恩铭却不同意，他传学堂收支委员顾松询问，顾的回答却与徐锡麟相反。他说各事早已安排齐备，完全可以提前举行。这一来，徐锡麟只好接受恩铭的意见，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提前至第二天举行。

据跟随徐锡麟发难的巡警学堂学生凌孔彰回忆，徐锡麟在安庆地区的起义原有周密的计划。当时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乙两班，每班招收学生二百人，训练三个月为一期，甲班毕业后再开始乙班训练。徐锡麟原计划在甲班学生毕业后，把这批毕业生分配至各军警机关工作，开展秘密活动，等乙班学生毕业后再利用毕业典礼机会发难。没曾想叶仰高叛变打乱了计划。现在，由于恩铭临时改变典礼时间，使举事时间再一次提前，这又一次打乱了徐锡麟的部署。

尽管如此，徐锡麟仍然决定干下去。回去后，他紧急召集骨干在安庆对江大渡口附近的芦苇丛中开会，布置起义任务。由于临时改期，原先约好的同志一时无法联络，而有些同志由于关系尚浅，不便告知，真正能够召集的人十分有限。据凌孔彰回忆说，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新军六十一标的部分军官。这一说法得到了时在安庆新军中当兵的杨士道的印证。杨在回忆中说，徐锡麟举事时，“事前与新军中革命党人本有联系，因为临时改期，新军来不及响应，以致失败”。好在这一天，陈伯平和马宗汉从上海抵达了安庆。尽管时间紧迫，事情仓促，但与会同志们的情绪依然很振奋。会上，众人一起喝了鸡血酒，并对天盟誓，纷纷表示要义无反顾，献身革命，同心同德，永不背叛。

之后，徐锡麟返回学堂召集少数学生讲话。这些学生大多是徐锡麟平时秘密联络的一些拥护革命的学生，其中包括凌孔彰。徐的讲话大意是，明天是本会办带领同学起义救国之日，师生都要同心协力，患难与共。同学有难，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本会办有难，诸同学也应披发缨冠而救。可以说，这次讲话是举事前的一次小范围的动员。可惜的是，徐锡麟讲得并不明白，而且他满口浙江土话，许多学生也没有全部听懂。

是日晚上，徐锡麟和陈伯平、马宗汉一起度过了一个紧张而忙碌的不眠之夜。陈伯平连夜起草了《光复军告示》，历数清政府种种罪恶，号召人们“誓扫妖氛，图共和之幸福”。徐锡麟审定了文告，并拟出了几条“杀律”。其中有“遇满人者杀”“遇汉奸者杀”等。最后，他取出五支手枪分发给陈、马二人。据马宗汉供词称，那枪“约六七寸长，每枪装子（弹）五粒，陈伯平拿一支枪，将子（弹）安放好，递给我藏在身上，又将枪子一盒（给我），其余四支枪是徐锡麟、陈伯平分带身上”。

忙完这一切之后，夜色已深。徐锡麟返回学堂宿舍，陈伯平与马宗汉则住在徐锡麟公馆。次日一大早，徐锡麟身着警察制服，短装革靴，召集全体学生集合，并发表演说。集合的时间是6日清晨5时，徐锡麟吹哨召集全体学生至雨操场集合。所谓雨操场，是用瓦在操场上盖的一个棚子，阴雨天仍可照常出操。学生集合后，徐锡麟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说：“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不要忘救国二字，行止坐卧都不可忘，如忘救国，便不成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