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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魏老头是怎么时来运转的呢？倒马桶时爱上了马桶，看仓库时爱上了仓库，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默默无闻，被人称作“魏傻子”，魏老头是有优点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万历皇帝添了个孙子。这是天大的喜事，按例对儿媳妇王才人的生活待遇给予提高，选拔“服务员”时看中了“魏傻子”。

“才人”，相当于职称，给帝王家当老婆提供相关服务，都要持证上岗。王才人自身职称不太高，但是，她是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的老婆——之一，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母亲——唯一。当然，这么多耀眼的光环，全都是后来的事。

“魏傻子”由于得到王才人的赏识，名字正式被确定为“魏忠贤”。魏忠贤倒马桶时爱上了马桶，服务朱由校时爱上了朱由校，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其实是很真挚的。朱由校成为天启皇帝，魏忠贤由普通“服务员”一路攀升，成了太监。这种成功，有些必然，也有些偶然。

魏忠贤作为成功人士，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阮大铖想找到他绝非易事，因为这时的阮大铖并不认识魏忠贤。但是，阮大铖有能耐——这是根据史料分析出来的阮大铖的“找人”路径：通过朋友傅继教，阮大铖找到了傅櫆，通过傅櫆，阮大铖找到了其友傅应星。傅应星是魏忠贤的外甥、养子，阮大铖好不容易找到了魏忠贤这里。

这一大圈绕的，人脉关系显然在逐层衰减，阮大铖“找人”的效果能够理想吗？

五、诀窍

现实世界中，放射金色光芒的不是太阳而是银子。阮大铖“找人”不是白找，银子太重魏忠贤也就顾不上年老体弱了。

理论上讲，阮大铖“找人”找到魏忠贤这里，事情能不能办成是个问号。魏忠贤的官品与左光斗一样大，都是正四品，并且没有东林党控制下的吏部职能。但是，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左光斗没帮阮大铖办成的事，魏忠贤还真帮他办成了。

左光斗的能力，难道比魏忠贤差？不是这回事。左光斗有学识、有经验，还有他人没有的打拼精神。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左光斗考中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任内阁中书舍人，官从七品；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擢御史台候命；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授浙江左道监察御史，官正七品；直到天启三年（1623年），官场摔打十六年，官只升了一级。但是，左光斗很快创造了官场奇迹——天启三年（1623年），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晋大理寺少卿，官阶已是从五品；天启四年（1624年），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官正四品。一年多时间里，左光斗官升六级，完全是个有能耐的人。

但是，官的大小与权力的大小，完全是相对的。左光斗的四品官相对于赵南星的三品官，足足小了两级，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左光斗说行赵南星说不行，那就是绝对的不行。魏忠贤比赵南星也小两级，但这个四品是太监四品，约等于文官的二品，或更高一些。文官的最大一顶官帽是“首辅”，也就是俗称的“宰相”。首辅是外相，太监是内相，二者只有权力范围上的划分，品级仅是参考系数。

权力范围，同样是相对的。吏部、内阁的人事安排方案，最终要通过太监送到皇帝手上，皇帝说行才是真行。如果太监将公文压着，或者利用与皇帝个人间的关系，做通皇帝的思想工作，吏部、内阁的人事安排就得改，一直改到太监满意为止。魏忠贤用的就是这一招。东林党没办法，不得不修改对阮大铖人事安排的意见，让其担任吏科都给事中，回到左光斗最初的建议上。

事情算是回到了从前，但相互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左光斗与阮大铖之间的关系，最初是“同志”、“朋友”和“同乡”，插上这一出，只剩下一个“同乡”，其余的都不存在了。

更严重的后果，还不在这里……

六、惹祸

历史的偶然性是不容忽略的，如果东林党的人事安排尊重了左光斗的意见，吏科都给事中用了阮大铖，而不是赵南星力挺的魏大中，东林党的“党史”很可能被改写。正是这个魏大中，最先将东林党带进雷区。

魏大中（1575-1625），字孔时，号廓园，明万历四十四年三甲第十三名进士，“家庭成分”是“军籍”。虽说“出身论”不科学，但魏大中确是一副臭硬脾气，也是东林党中敢打敢拼的著名打手，性格与左光斗颇为相似。

天启四年二月十九日，刑科给事中傅櫆弹劾左光斗、魏大中“招权纳贿”。东林党的两大骨干一齐中枪。是不是东林党与魏忠贤集团之间正式开战？像是，其实不是。傅櫆确实投靠了魏党，更重要的他是江西人。“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明朝官场上的江西人一直有实力。明末朋党丛生，江西人不能不抱团建“江西党”。

这个时候的江西党，也不是要全面反攻东林党，而是要把左光斗与魏大中往死里整。傅櫆奏疏上写的是左光斗、魏大中“招权纳贿”，实际上是魏大中不给江西人面子——他驳了刘一焜的恤典。恤典，简单地说就是朝廷对去世官吏给予追封、赠谥、树碑、立坊、建祠之类的“政治荣誉”。刘一焜，江西南昌人，曾任浙江巡抚。其兄刘一燝，是继方从哲之后的明朝首辅，天启二年去官后，崇祯初年再复原官。他们的父亲官小一点，也是陕西右布政使。所以，刘家绝对是江西党的总部。魏大中不批准刘一焜的恤典，不仅是刘家失了面子，而且整个江西官员都感到矮了三分。

左光斗跟着魏大中成为江西人的靶子，同样不是收黑钱的事，而是他深深地得罪了江西人。《明史·左光斗本传》：“熊明遇、徐良彦皆欲得佥都御史，而（赵）南星引光斗为之，两人亦恨光斗。”当初，与左光斗争夺左佥都御史的，竞争对手便是熊明遇、徐良彦。熊明遇，南昌进贤人；徐良彦，江西南昌新建人。左光斗仰仗党的领袖赵南星击败了熊、徐，仇恨的种子也就这么种下了。

江西党死整左光斗、魏大中，傅櫆还只是个“领衔人”，幕后总策划则是章允儒。《明史·黄尊素传》曰：“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章允儒，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时任礼科都给事中，江西南昌人。这个人比较凶狠，算不上厚道，但也不算坏人，看魏忠贤不顺眼时，他也攻击。面对共同的政敌，章允儒当了领头羊，熊明遇、徐良彦积极参与，一同鼓动傅櫆出头露面，奏劾左光斗、魏大中。

面对江西党的进攻，左光斗与东林党人并不紧张，因为这二党的实力，远远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他们忽视了这个事的“领衔人”。

七、合作

傅櫆的身份颇为特殊——他是江西党，也是魏忠贤的人。面对傅櫆的挑战，左光斗做出回应是必须的，《明史·左光斗本传》：“光斗疏辨，且诋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櫆恚，再疏讦光斗。光斗乞罢，事得解。”

有惊无险，左光斗像是没事了。但是，“诋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明史》这一句写得很简洁，左光斗惹下的新麻烦其实很怕人——“东厂”，魏忠贤主管的部门；“傅继教”，魏忠贤的外甥加养子。左光斗没提“魏忠贤”一个字，这火则几乎烧到了魏忠贤的胡子，幸亏魏忠贤没有胡子。

魏忠贤应该很生气，这当然纯属推理的。事实上魏忠贤没有生气，他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清醒：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得不能再低，在官场资格也比较嫩。前者，自己五十多岁了，也不适合到“扫盲班”进修，买一张文凭也不管用。至于后者，倒是可以想办法的。

明末的阉党，是官场上的客观存在，与左光斗关系很铁的太监王安，就是当时的阉党领袖。万历朝的官场背景，是皇帝对文臣与宦官都不太信任，这也是前朝嘉靖皇帝的传统，所以文臣与宦官要合作，阉党与东林党是“友党”。天启元年，魏朝、王安先后被杀，王体乾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因为与天启皇帝关系特铁，名义上的“二把手”魏忠贤，实际上就是名副其实的阉党领袖，这时的阉党等于是魏党。

这还不仅是一个称呼的问题，魏党与阉党有着实质不同：天启皇帝继承了爷爷的传统，继续不信任文臣，但对以魏忠贤为首的内臣非常倚重。皇帝对内外臣都不信任，东林党可以视阉党为“友党”；皇帝信任内臣、不信任外臣，东林党看魏党便是满满的敌意。

作为魏党的领袖，魏忠贤对阉党的性质作了实质性的开拓，大力在文臣中发展“党员”。七十多岁的礼部尚书顾秉谦成为年龄最老、“党龄”最嫩的魏党“党员”；少数东林党党员转投魏党，成为十足的“两面人”。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二十孩儿、四十猴孙、五百义孙……”说的就是魏党的盛况，东林党事实上已不是一党独大。

作为东林党的主要负责人，赵南星并非很无能。他领导下的东林党，曾成功地击败了齐、浙、楚三党，同时也注意到了魏党的日渐强大。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魏党与齐、浙、楚三党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人家老魏，那可是皇帝的“代言人”！

赵南星瞧不起新对手，魏忠贤却不想拿东林党作对手。并且，魏忠贤找到了与赵南星“合作”的基础——咱们都是河北（北直隶）“老乡”，为此，魏忠贤还特地跑去会见赵南星。但是，会见气氛很不友好，以赵南星为核心的东林党，坚决要“正义”战胜“邪恶”。这种分裂，也是明季官场的撕裂。

天启四年的六月，也就是在江西党对左光斗、魏大中进攻后不久，以杨涟为代表的东林党，毫不犹豫地找魏党开战了。

八、打骂

杨涟（1571-1625），字文孺，号大洪，应山（今广水）人。在东林党与魏党的决斗中，杨涟的表现至为突出，成为明代著名的谏官。清初著名史学家查继佐称：“当时号‘杨左’，杨径直而左沉密。”杨涟性格刚烈，对皇帝极为忠心，“移宫案”中他闯进内宫，逼走李选侍，强抢太子，骂得内臣抬不起头来。对天启皇帝顺利上台，杨涟也以功臣而自居。但对朝政出现的诸多问题，杨涟一股脑推到了内臣领袖魏忠贤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