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下大势
史可法不赞成福王朱由崧即位,当马士英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护送福王南下时,诸多官员要么远迎到仪征,要么迎接到燕子矶,最近的也迎接到南京城外——这是向新主子表现的大好机会。史可法却始终忙于督师,虽精神可嘉,但这在政坛上,不过是一种书生的可爱。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一日,朱由崧进入南京,住进了内守备府,史可法这才入城觐见福王。在群臣商议战守大事时,史可法对福王说:“王爷您应当身穿孝服,住在郊外,这样发兵北征,可以显示您报仇的决心。”第二天,群臣讨论福王监国的事,连领头反对福王的张慎言都改口了:“国虚无主,福王就此可以即皇位。”史可法一开口,居然仍旧大倒福王胃口:“太子生死不明,如果有一天太子到南边来了怎么办?”史可法的意见当即被群臣否定。第三天,福王监国。
要说朱由崧,还真不是朱由检。否则,老是与“一把手”过不去,史可法在朝中就不会只是被动与被打压,不被杀头至少也该被免官。在弘光朝,史可法顺利进入内阁,依旧执掌兵部事务。
因与马士英等阁臣及勋戚刘孔昭等存在分歧与矛盾,史可法自请外出督师。但是,史可法外出督师,手握军权,其军事战略却令人匪夷所思。史可法的军事战略,依旧充满了书生的想象。面对满清大军,他想到的是与其结成“军事联盟”——借虏平寇。
在这个国策的指引下,史可法安排了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新政权虽然财政很困难,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北使团一干人带上“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吴三桂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诏谕清朝,并称顺治帝为清国可汗,提出四件事:安葬崇祯帝及崇祯皇后,关外土地给予清朝,每年十万岁币,建国任便——实施外交救国。
崇祯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清礼部官员接见了左懋第一行,双方这般谈了一通:
“你们说的这‘皇帝’,从哪来的?”
“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孙,夙有圣德,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
“崇祯帝有遗诏吗?”
“事出不测,当然没有。”
“崇祯帝被贼围困,你们南京臣子干吗去了?”
“南北地隔三千余里,诸臣闻变,整练兵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疑与贵国为敌。”
“既然这么难,那就看我们发兵江南吧……”
谈不出结果,十月二十六日左懋第等请求清方,到昌平祭告崇祯帝。
清方代表回答:我朝已替你们葬过了,祭过了,哭过了。你们葬什么?祭什么?哭什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礼物人家收了,派出去的人只收到一顿打骂,这结果似乎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
史可法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人能叫好的,无非是他以“大司马”身份写出的精彩美文——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多尔衮致书劝降。这封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想法和思路,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谋略。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
后人皆曰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汉奸味十足。但史可法声称,如果我是吴三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因为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报了“君父仇”——这就是史可法对形势的判断。
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史可法的战略,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前期战略失误,最后又作困兽之斗——不计较一城一池之失是兵家常识,史可法执意固守一城,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史可法的未来战略是:“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昭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用“同仇之谊”感动满清,幻想用清兵消灭李自成,这就是史可法的完整救国方略。
四、困顿时事
史可法出朝督师,实际权力并没有减少。风雨飘摇的弘光朝,朝中阁臣并无多大实际权力,他们权力的大小与其掌握的军事实力关联,而史可法直接控制的是所谓“四镇”,也就是南明的军事主力。
五月十三日,史可法上《请设四镇疏》。根据史可法的意见,南明设立了“四大军区(四镇)”,分别驻扎仪征、寿县、淮安、瓜洲。“四镇”除了拥有军事权力,还拥有财税与人事权力,事实上又是四大特区。
史可法直接掌管的“四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史可法虽然有收复失地之志,但实际上“四镇”均在南京附近,体现的是他消极防守、保存江南一隅的真实意图。
史可法督师江北时,正值李自成败出北京,满清入主京师之时,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度出现统治真空。满清兵力不足,无心也无力控制如此广大的地区,而当地明朝的残余势力,纷纷组织武装自保,并盼史可法率兵北上收复失地。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光复商丘等八县,并派使者赴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总兵许定国,也占据战略重镇睢州。四月底,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等,在一个月内收复了济南等地四十三个州县。受史可法节制的刘泽清,也在这时派了一千余部下北上。不过,他是让士兵去河北老家接自己的家眷。这一千余人,从淮安北上穿越山东全境,直到河北地界,最后带着大队刘的家眷与大批财货,安全返回。
作为南明政权的头号军事长官,史可法驻守与山东接壤的江淮,在不费一兵一卒即可收复大片失地时,为什么按兵不动,还向多尔衮派去“友好使团”?史可法上奏时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满清不过是一队人马“来索钱粮户口册”,史可法却言“争之非易”。在史可法的眼里,那里已经是“胡土”!
掌握南明底细的多尔衮,彻底消除了大顺军与南明军联合攻击的顾虑,“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多尔衮大胆实施各个击破。
领军“四镇”,严格治军且不说,史可法连对“四镇”的基本掌控都没有做到。“四镇”当中,比较正面的当是黄得功,但黄得功与马士英的关系远比同史可法亲密。黄得功原靠几头毛驴跑黑户运输,有一次,马士英的甥婿杨龙友进京,行李带得太多,半路上急需雇佣个体运输户,拿下这份订单的便是黄得功。
杨龙友与黄得功走在半道,遇上了强盗,黄得功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强盗给解决了。杨龙友就此将黄得功推荐给了马士英。在马士英手下,黄得功累功至游击、副总兵,又从总督熊文灿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战于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加太子太师。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得功大败流贼张献忠于潜山,官至庐州总兵。又随马士英平定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朱由崧在江南自立后,黄得功很快得以再封为侯,与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并称为“四镇”。
史可法与马士英矛盾重重,马士英看上的黄得功,史可法也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