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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七 经子（第2页）

孟子曰：「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夫所谓怀利者，非必利于己而不利于君，利于家而不利于国也，剥民以奉上，损下以益上，利于君而不利于国，利于国而不利于民，皆谓之怀利，如周之荣夷公，汉之桑弘羊是也。故曰：「亦有仁义而已矣。」

老子「天地不仁」四句，解者皆误。此设词也，欲言天地圣人以无心顺物，故两设险词以耸人之听耳。若曰：天地一何不仁哉！以万物为刍狗，然则天地非不仁也，顺万物而无心者也，若以有心为仁，则天地不仁矣；圣人亦何不仁哉！以万民为刍狗，然则圣人非不仁也，顺万民而无情者也，若以有情为仁，则圣人不仁矣。以天地圣人之仁，且必以无为为理，又何煦煦然以多是为哉？

「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解者谓：蓬累者，头戴物两手扶之而行。此解非是。「蓬累」「累」字，当是「果」字，言蓬首**衣不盖身而行也。不然，则蓬累者，转蓬相累而行，如萍飘梗泛之意耳。奈何云云。

商君曰：「凡民难于虑始，可与乐成。」此真见也。然但就凡民言尔，士大夫则不然，可与虑始，而难与乐成。何也？民之疑在始，而士大夫之忌在成也。

人有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者。彼之患难，则号伯助予，彼之安乐，则弃予如遗也。人有可与共安乐而不可与共患难者。我之安乐，则侧肩争门，我之患难，则掉臂不顾也。嗟夫！非涉世之深，孰可语此！

管子富国之法，大要在笼山泽之利，操金谷之权，以制民用，而不求之于租税。使民之器用服食皆仰足于上，而上无所求于民，第以市道交之，使其轻重之权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贾无所牟利，此其大略也。汉时，桑、孔之徒法其微指，以为均输、平准之法而不知合变。何也？管子之法，霸道也，可施于一国而不可施于天下，一国之地有限，智数法令可以周匝，而四海之远，惟精神意气潜移默运，非智数法令所及，一也；霸其国者，不顾邻国，可以利吾国则为之，邻国虽害，不恤也，可以利吾民则为之，邻国之民虽敝，不顾也，故常以我国之财操其轻重，以御邻国之敝，其势然也，若夫为天下则不然，此有余则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向其利而彼受其敝，敝者，亦王民也，譬之一身，血脉周流，无所不贯，疾痛疴痒，不谕而知，安有损手而益足、刳肤而实腹者？故管子之说不行也，二也。是故桑、孔用之汉而耗，王、吕用之宋而乱。然则王天下者不理财耶？曰：大学之十章备之矣，此王道也。

申、韩刑名之学。刑者，形也，其法在审合刑名，故曰：「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盖以事考言，以功考事，所谓施于名实者耳。形，或作形，或作刑，其意一也。今直以为刑法之刑，过矣。所谓本于道德者，韩子之书有之，其言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原，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又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又曰：「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又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至如解老、喻老诸篇，大抵本虚静无为之指，第其言专主于用，非道之本体也。

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此驳论也。至陆贽始正其非，谓权之为义，取类权衡，若重其所轻，轻其所重，则非权矣。程子曰：「权只是经字。」正此意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较量其亲疏，权也；修身而齐家，齐家而治国，斟酌其厚薄，权也。近日高少师发策会场，论轻重之义，极为了彻，可为万古不磨之见矣。

典籍

刘歆典领五经，总群书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才技略，凡书五百九十六家，万二千二百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纵横、曰杂、曰农。

汉灵帝诏诸儒校定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为古文、篆、隶三体书之，刻石太学门外。古文，蝌蚪书也；篆，大篆也；隶书，今之八分。今关中郡学有十三经石刻，非其旧矣。

洛阳三字经石经，五胡之乱未尝损失，至元魏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取以建浮图精舍，大致颓落，间有存者，委于榛莽，其后，侍中崔光尝请遣官守视，补其残缺，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视焚书之惨，轻重不同，其为吾道之阨，一也。

隋炀帝好读书著述，增秘书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以至蒲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妙，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可谓富矣，惜其不传于世，无可考索耳。又西京有书三十万卷，炀帝除其重复猥杂，得正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亦不知兵燹之后所存几何也。古时书籍甚多，如历代艺文志所载，后世所见者，十之一二。世徒恨三代之书烬于秦火，不思自汉至今，其为秦火者，又不知其几矣！可胜叹哉！

唐文宗以宰相郑覃判国子祭酒，竖立石壁九经，即今陕西石经也。

后唐长兴三年初，命国子监校定九经，雕板印卖，至后周广顺乃成。而蜀人毋昭裔亦请刻印九经。故虽在乱世而九经传布甚广。及后周，和凝始为文章，【「始」，天启本作「好」。】有集百余卷，尝自镂板以行于世。雕印书籍，始见于此。不知隋、唐以来，雕板之法已有行之者否？

宋徽宗时，立书、画、算学，当时留心艺文，厚昭忮巧，【「厚昭忮巧」，天启本作「厚招技巧」。】故缥缃翰墨至今珍之，亦一时之盛也。书学，即今文华直殿中书，画学，即今武英待诏诸臣。然彼时以此立学，时有考校，今止以中官领之，不关艺苑，无从稽其殿最。故技艺之精，远不及古耳。宣、宪二宗，雅好画品，武英待诏，精者颇多，然皆工画也。秘殿书法，皆以姜立纲为宗，类如文奏之书，视宋时书、画二学，相去悬绝矣。

元人破宋，用杨琏真珈之言，将宋故宫殿郊庙悉毁为寺，复欲取高宗所书九经石刻为浮屠台，为杭州推官申屠远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见者也。远，寿张人，素有文声，书画甚富，号为「墨庄」。

人主好文章书画，虽于政理无裨，然较之声色狗马，雅俗不同，且从事文墨，亦可以陶冶性灵，简省嗜欲，未必非养身进德之助。世儒动云，人主之学与韦布不同，不必寻章摘句，必使何所依据，何所函养，而后为人主之学？求而不得，无所用心，则声色狗马玩好游娱杂然进矣，孰与寻常摘句以收束其身心耶？然供奉左右，必得通经博古之士参备顾问，【「通经」，天启本作「通今」。】不可以技艺下流干预其间。如汉灵帝时，召诸生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诸为尺牍、工鸟篆者，皆加引召，一时无行趣势之徒，多置其间。蔡邕上书言之，不能用也。此等小人，虽有文技而不本于经训，其进身之途多出私门，不由公辟，故经生文士羞为伍耳。

自古兴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经训，劝学崇儒，如汉武、唐宗是也；败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艺，善画工书，如陈叔宝、李煜是也。然使陈、唐二主留心国政，忧勤万几，即耽精文艺，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万事不理，而一于流连光景，弄笔染翰，与雕虫之士争长短于尺寸，斯其所以败耳。

欧阳修游隋州，得韩愈遗稿，读而慕之，苦心探赜，至忘寝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时韩公之文犹未盛行于世，欧公从断简遗编，遂受正法眼藏，可谓天授。今韩、欧之文布满天下，有能苦心探赜而得其玄珠者几何人哉？苏氏之文出于孟子，其时孟子之书未列学宫，固侯鲭之一味也。乃今举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厌饫，而无知其味者矣。自古艺文经籍，得之难则视之必重，见之少则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则不肯潜心，见之熟则忘其为贵也。今夫墨池之士临搨旧帖，多于残编断简得其精神，不以其难且少耶？试使为文者如搨帖之心，则兰亭数语、峄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为？不然，即积案盈箱，富于武库之藏，亦不足为用矣。

女真初无文字，及获契丹、汉人，乃以汉人楷字合契丹字体制为女真字，及元入中国，又作蒙古字，今元朝遗碑多用蒙古字体，而今之遗刻无用女真字者，正不知其状何似。今辽东女真表文字与北虏相近，不似汉字契丹所合而成，鞑靼馆字体又都不似蒙古，岂蒙古字体亦非其国人所通用耶？

汉、唐、宋开国之初，皆尝博求遗书，故其时内府之藏，尽天下之有，若史籍所志，何其富也！本朝则不及远矣。永乐间，亦尝遣使四购，不知所得几何，乃今秘阁之藏，不及士人积书之半，天禄石渠之奥，空虚等此，亦大缺典也。南昌张直阁位在翰苑，尝上疏请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各求遗书一部，送国学翰林收藏，业已允行，而久之竟无应者，政之因恬，亦已极矣。都下所当积书者有五：其一，内府监局当储其全，以备御览：其一，内阁秘书当储其全，以备顾问；其一，翰林院库当储其全，以备考订；其一，两京太学当储其全，以备颁行；其一，礼部库房当储其全，以备参核。五者即不能兼得，一二焉可矣，而今皆无之，徒使坊肆讹刻日滋月盛，毁瓦书墁，寝失旧本，其去秦火之灾一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