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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2 石嘴山市境内的古城障（第1页）

附注2：石嘴山市境内的古城障

石嘴山市地处宁夏平原的最北端，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自古就是战略要地，有宁夏“咽喉”和“锁钥”之称。在古代，石嘴山是中原农耕区和北方游牧区的重要分界。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战事也在两种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中愈演愈烈。而作为战争防御的边塞隘口，亭障烽台就成了对战双方防守和赖以取胜的重要军事屏障。

据考证，石嘴山市境内的古城障，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修筑，但现存的遗址，大部分都为明朝所建。在经历了多次战火洗礼后，这些关隘、城障绝大部分都已经废弃和消失了。拂去烽火兵戎的尘埃，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它们当年威武雄壮的身影，我们也能够通过它们，感受到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历史的脚步总是在不停地向前迈进，轻快或沉重。烽烟散尽后，当我们怀着一种探索与发现的心情梳理市境内的旧壁垒时，才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些古城障在荏苒岁月中的故事。

浑怀障——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城障建筑古时候，一个地方关隘、城障的设置或是废弃，大都是因军事需要而定。

石嘴山市境内的关隘也不例外，循着铁马冰河留下的淡淡痕迹。一个名为浑怀障的关隘不断映入我们的眼帘。

浑怀障是迄今已知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古城障建筑，也是中原在市境内设立的第一个军事要塞。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将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黄河河套西北地区），设44县，筑长城及亭障以御匈奴。浑怀障就是当时所设的亭障之一，距今已2200多年。

尽管时过境迁，但根据史书与大量的文献资料记载，考证专家们认为：浑怀障的古遗址就在市境内陶乐西南的黄河东岸，今兵沟汉墓群附近。为什么这么说呢？最早记载浑怀障的《汉书·地理志》中写道：“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同时，唐代的《元和郡县志》中也说：“其城本蒙恬所筑，古谓之浑怀障。”

这与《史记·蒙恬列传》中“筑长城瓜亭以御匈奴”的记载相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浑怀障历史上确有其名，而且修筑时间应该在秦朝。修筑城障的时间确定了，那么地点又从何说起呢？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河水又东北径浑怀障西。”反映了北魏时期浑怀障位于黄河河道的东侧，与秦长城在河套地区“城河上为塞”（《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相符。由此可以断定，浑怀障作为秦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城障多在“河南地”。其故址就在今陶乐西南黄河东岸的兵沟汉墓群附近。那么，很多人不禁要问，“浑怀”二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命名它为“浑怀障”呢？据清吕淍阳的《汉书地理志详释·四卷》中解释说：“浑怀障在河东长城外，库尔格河流瀦为科尔格大湖，又南入边，仍居西北出注河，象怀物园露也。”可见，因为这一军事据点修建在“象怀物园露处”，所以命名为“浑怀障”，这和当时许多亭障的命名都有着相似之处。

既然设置亭障是军事需要。那么浑怀障也就从修筑之日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一片土地上杀伐征戳的见证者。浑怀障的修筑是用来抵御匈奴的，但是秦王朝短暂的统一之后，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左右，随着诸侯混战，中原汉族各派军事势力无暇顾及边庭，今石嘴山市境包括浑怀障在内的许多地方又被匈奴占据，成了他们肥沃广阔的游牧之地。在之后的近百年间，浑怀障从中原王朝的典籍记载中消失了，直到西汉元朔二年（前127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大将卫青率军重新夺回黄河河套地区，“复缮秦故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以为固”（《汉书·匈奴传上》）。浑怀障成为浑怀都尉所，属汉朝北地郡富平县管辖。这样，沉寂了多年的浑怀障及周边河套地区，又重新划到了中原汉族政权的统辖范围之内。汉武帝甚至一举将匈奴远逐，把版图扩大到了现在的蒙古国境内。浑怀障一带也因此变为移民屯垦的大后方，可以想象，在农耕文明正处于上升阶段时，黄河两岸沃野千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定然会使这个边塞隘口热闹非凡。果然，西汉政权扩大了对这一地区的驻军和屯垦范围。军屯治所治黄河一线像珠串一样设置有序，这一点，从现存黄河岸边连绵不断的汉墓群就可以得到印证。

说到浑怀障，就不能不说到兵沟汉墓群，可以说，浑怀障和兵沟汉墓二者是承前启后、相互印证的。尽管浑怀障在秦朝时的修筑只停留在史料、典籍之上，缺乏文物出土的印证，但兵沟汉墓群的发现和出土文物，为浑怀障的实物考证锦上添花。由于浑怀障的故址就在现在的兵沟汉墓群一带，因此，历史的连绵性和文物资料的连续性在浑怀障这个点上会合了。因为秦汉时期就在这一地区屯兵戍边，随后此地屡屡成为各方交兵的战场，比较著名的是1002年春，宋与西夏交战，加之此地地形独特，沟壑沟横，因此人们把这里叫作“兵沟”。

从出土的文物特征上看，这里的100多座汉墓所处年代是在西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年）之间，历时150多年。

这里的墓葬有单葬墓。从外部看，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大圆丘，从内部结构看，既有石墓室、砖墓室，也有木墓室、土墓室。不同的材质，昭示着墓室主人不同的身份。墓室内呈拱形，拱部用子母青砖箍建，具有明显的汉墓特征。时隔千年，墓室仍非常牢固，随葬品的特征也很明显，以汉朝的刀剑、钱币、盛器居多。可见这里埋葬的多是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家属，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兵沟”名称的由来并非虚构。而兵沟与汉墓群的相偎相依，也正记录了汉朝因河为固，复缮浑怀障的史实。

记录着古城如烟岁月的古器、文物逐渐重现了天日，摩挲着他们，就仿佛触摸到那些历史记载着的戍边的艰辛、屯田的劳累，但更多却是战火的惨烈。

沉寂的史册上，一个个来去匆匆的姓名黯然成灰。而因为停战和亲的原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一个女人赫然成名，这个人就是王昭君。昭君出塞时，就曾途经兵沟浑怀障，古城有情，当她回望长安时，花泪顿洒。传说，现在兵沟大峡谷内的月亮湖就是当年王昭君的眼泪化成的一泓碧水呢。昭君走了，和很多来往于此的人一样，他们走过的路，风很快就抹掉了，随之抹掉的还有许多历史中隐藏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没有了刀光剑影，也没有羌笛幽怨，几围枯木，寒鸦噪秋，这情景真让人有断肠人在天涯的触动。

不管今人的心里是何种滋味，浑怀障都用它的累累伤痕见证着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汉之后，浑怀障一地基本都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范围之内。北魏太和初年（477年），浑怀障被称作历城，据郦道元《水经注·卷三》记载，北魏孝文帝拓跋在平定“三齐”后，“徙历下（今山东济南）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而之后的北周天和年间（566—572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又在此先后设置了历城县、建安县，后又设历城郡。直到隋朝再一次统一全国之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历城郡才被废，在随后的时间里又频频改名。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经历了800年风雨和战火的古城浑怀障最终被废弃了。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追溯历史，古城浑怀障曾经车马喧嚣、炊烟袅袅，但为什么此地一下就被废弃了呢？有些史学家分析，很可能是灵武的兴起替代了浑怀障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人说，当萱沙的改道和冲刷导致城障被毁而最终废弃，或者是沙漠化的结果等。不管是人为因素、自然因素还是历史因素，浑怀障还是像袅袅升起的炊烟一样消失了，带着那些战地悲欢的史诗，渐行渐远，留给后人的只剩下苍凉悲壮的原始峡谷地貌和古地遗址，以及后人在这里演绎的旧时故事。

廉县城——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县级行政建制古城在石嘴山市境内的古城障中，如果说浑怀障是这些古城障历史的“起”的话，那么廉县城就可以说是起续前承的“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廉县城是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县级行政建制，廉县城的地位自然也较浑怀障又多了一层政治意义。

据研究，廉县城为西汉时设置，廉县城的兴建是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前后，距今2100年。故址在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三队，现存的汉代城堡遗址的轮廓仍十分明显。为什么说这个古城遗址就是廉县城呢？据《水经注》中记载，黄河“东北经廉县城东”，又据《汉书·地理志》中：“黄河主流北流至廉县，改为东北向至室外浑怀障。”由此可见，在北魏时期廉县城应位于当时的黄河河道西侧，贺兰山的东南方向，从廉县城和一河一山二者方向的夹角位置来判断，廉县古城就在今平罗县的西南部。这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北地有廉县，阚马因言，在富平北。”以及位于平罗县西南下庙乡现存的汉代古城遗址在时间、地点上都是相吻合的。

尽管现在的廉县古城遗址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光，但当你用手轻轻摩挲表面粗糙的城垛，遥望颓败而沉寂的荒垣时，一定会产生这样一个念头：这座古城当年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在这里筑起并设一个县城？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带着这些谜团，我们再一次正视廉县古城，在时间的缕缕蛛丝中，寻找着古城缱绻千年的梦帷。

西汉初年（202年）汉武帝任用卫青出河套复缮古塞浑怀障，霍去病则出北地（即北地郡）筑廉县城，并迁移大批民众到此居住。从辖区范围看，当时的廉县城可比现在一般的县大了许多。据史料显示，廉县当时下辖包括今永宁县以北的银川市。石嘴山市大部分地区，是西汉初年（202年）北部重县，即为管理屯田移民的行政中心，也是贺兰山东麓的边防要塞。从这两个意义上讲，汉朝初败匈奴后北部边境设县移民，屯垦驻军，其用意是显而易见了，就是要巩固成果，并以此为基地，打击匈奴，开拓疆域，逐步实现汉武帝“横扫外夷，皆我汉家天下”的雄才大略。往事越千年，尽管当时的廉县城修筑规模不小，也曾为汉王朝北御匈奴发挥过不小的作用，但我们也只能靠史籍中不多的记载来想象它的模样、想象它的“丰功伟绩”。唯一可考的一段战绩，也可能是我们对廉县这一北部边境重县“管中窥”的一点慰藉吧。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记载：东汉熹平三年（174年），“鲜卑入北地”。光和年间（177—183年），“鲜卑”大人（即部落首领）石槐死，其子和连代立。在和连成为鲜卑首领后，他于中平四年（188年）率兵进攻北地郡廉县，《后汉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子和连代立。”“后出攻北地，廉人善弩者身手中和连，即死。”这里的“廉人”即为当时廉县抵御和连攻城的守军，这善射的廉县汉军将士在射死和连后，鲜卑军一时群龙无首，兵败后越贺兰山而走。由此，廉县不但声震塞北，而且也留下了“廉人善射”的美名。尽管这次战役在史书中笔墨不多，但是唯一记叙廉县战事的一次，这对于今天身处廉县故地的我们来说，可以说是弥足珍贵。

在讲述石嘴山市的历史沿革时，我们也多次提到过廉县。这和它在石嘴山历史上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市境内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廉县除了史籍中差强人意的一点记载外，还流传着一段骇人听闻的传说。而这段传说，或者说是史料记述，在很多文献资料中都有所援引，很能吸引国内外许多研究者的目光。据范晔《后汉书》记载：“秋七月庚审，廉县雨肉。”又据蔡东藕《后汉演义》记载：“七月间，廉县雨肉，形似羊肺，或如手掌，远近称奇。”这两段文字记载，别说当时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是现代人也会感到惊奇，至于它的真实性是否经得起考证和研究，只能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了。

在这以后，东汉献帝在位时中原大乱，鲜卑部落又重新侵占廉县，复仇式的烧杀抢掠，导致县城顷刻间被毁。廉县最终被无奈地废弃了。从西汉武帝时筑城设县到东汉献帝城破被废，廉县前后共存在了300多年。这座历经多年苦心经营的古城，像一座戈壁沙砾的舞台，最终在悲剧的尾声中落下了帷幕。

苍茫的天宇间闲云远去，尽管留下的故事不多，却留给了后人太多嚼头。

廉县无论是作为市境内第一个县级建制，还是廉人射杀鲜卑王，廉县的过去也已经被它身后的漫漫时空一点点地驱尽，成为一种追慕，成为了一种黯然。

定远城——与佛塔有关的古城

石嘴山市境的古城障自浑怀障到廉县城，它们的变迁就像历史潮流上翻腾的小朵浪花一样，在秦汉时期的辉煌篇章中也映出了几分光芒，但随着它们的废弃，市境一下子沉寂了，这一沉寂就是500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唐朝，才又焕发出了昔日的生机，定远城的设置，就是这一时期市境复苏的一个体现。

其实从史料看，唐朝时在市境设置的第一个行政建置不是定远，而是崇岗镇。崇岗镇是唐高祖武德年间设立的军事据点，崇岗的名字也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故址就在今天的平罗崇岗乡一带，崇岗见诸史籍也是因为战争，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唐武德五年（622年），洪都大总管宇文歆在崇岗镇阻击突厥进犯，杀敌千余人，大获全胜。但遗憾的是，自此之后，崇岗的名字就再没有见诸史书了。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讲的定远城才开始初露端倪。

定远城建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故址在今平罗县姚伏附近，和崇岗一样，定远城的设置也是军事需要。据《元和郡县图志》上记载，时任朔方大总管郭元振上书朝廷，“以西城（今内蒙古五原县附近）远阔，丰安（今宁夏中宁县黄河北岸附近）势孤，中间千里无城，烽堠杳渺，故置定远军”。由此可见，设置定远军的目的是加强黄河沿岸的西城和丰安的战略联系，更重要的是，筑定远城，拓地千里，使戍守军队有了屯驻之所，从而屯垦畜牧，安居乐业，（《旧唐书·郭元振列传》），对此地的安定和农耕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可赡给军储也。”其后，在727年至736年，信安郡王李祎（时任朔方节度使）“更筑羊马城，幅员十四里”，使得当时位于黄河之滨的定远城牛羊遍地，谷物充足，出现了少有的繁荣景象。尤其是郭元振，在征战闲暇，感怀之至，曾多次赋诗记之，其中的《宝剑篇》《塞上》等诗作写的都是当时在朔方的经历和感触。

塞外虏尘飞，频年出武威。

死生随玉剑，辛苦向金微。

久戍人将老，长征马不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