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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学以致用治国救民（第1页）

第4节学以致用，治国救民

笔者问曰：经学在治世中有什么作用？

陈廷敬答曰：发前圣未发之微言，传古人不传之深意。

读书为所用，只读不用，便成了死读书，也就是所谓的书呆子。古代的学子们需要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绝不单单是为了应付复杂的科举考试，而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发现经典当中的精髓，了解古代学者们的智慧，然后将这些精髓和智慧提炼出来，为官之后应用于自己的工作中，只有这样的人为官之后才能真正为国效力，让国家得以发展。

清朝的学者有庙堂学派和山林学派之分。山林学派的代表人有孙奇逢、顾炎武、傅山等，这些人都为布衣学者；庙堂学派的代表人有陈廷敬、张英、熊赐履等，这些人都在朝中为官。两个学派的人虽然对以往经学应用的成效持不同观点，但在关于“经世致用”的方面，竟然惊人地相似。两个学派的人都认为，经学应当学以致用，使其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发挥巨大作用。

在治国方面，陈廷敬指出应遵古训。他认为经学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对于治国治世有着积极的意义。想要治理好国家，安定社会，必须用心研习经学，弄懂书中的理论，发现其中的精髓，然后将这些精髓应用于对国家的治理中，使国家更昌盛，社会更和谐。

陈廷敬在研究《易传》时认为，其《彖传》中的《损》卦意在教人如何调节阴阳、刚柔的关系，“损下益上”即身为臣子当为君着想，分君之忧，以君为重。是以他身在朝野，为国殚精竭虑，一方面专心研究经学内涵，一方面将自己所领悟到的精髓传授给皇帝，为经学的发扬和传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陈廷敬在学习经学时，对其中每一条都做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最后用自己的独特见解对它们进行新的评论和阐述。如《易经》共有六十四卦，陈廷敬对每一卦都作了新的注解，这些注解通俗易懂，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和应用。

陈廷敬在朝期间，尽力强调经学在治国治世中的作用。在研究治世之道时，陈廷敬认为应以《益》卦为准则，先减少君王的利益，然后增加百姓的利益，百姓的生活过好了，自然会民心所向，更加信赖和爱戴君王，更愿意拥护君王的各种政策，如此一来，治理天下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他认为，“益”卦表面看起来是一损一益，实际却能达到双方互益，可谓治世之良策。

在讲解刑狱之事时，陈廷敬指出应以《彖传》中的《讼》卦为基本，采取“中正”之法。他说：“是知中正之心人皆有之，圣人使无讼，亦以其皆有此心也。”

《讼》卦原文为“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陈廷敬认为此卦可理解为天向西转而水向东流，此二者之间发生矛盾属于必然。世上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彼此之间产生的矛盾就会更多，人们无法解决这些矛盾，便有了“讼”事。

矛盾是社会中的普遍存在。并非所有矛盾都对社会有害，然而矛盾太多，太激烈，就势必会引发社会的混乱，国也将不稳。有些时候，最危险的不是矛盾本身，而是矛盾所带来的副作用，以及人们在处理矛盾时激发出的额外矛盾。这些矛盾一旦发作，往往会比原始矛盾更加具有危害性。

矛盾不能被彻底消除，但却可以被弱化，在这方面，如何处理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就成了关键。陈廷敬的建议是，采取“中正”的原则，不偏向于任何一方。陈廷敬说：“中正者，人心本乎天之正理，中正失，则心险，险则讼。圣人以其中正，化天下不中正，以其无险，化天下之险，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诬乎！此之谓也。”世人心中都有公正，只要处理得当，保证了公正，世间就不会怨气冲天。

“中正”的另一个含义是采用的惩罚要适当。这一点和他在“刑官之要”中所提出的“格非心”和“审例律”本意相似。对于犯错之人，要给予适当的处罚，不可过重，也不可过轻，过重失民心，不令人服，过轻不足以惩戒和警醒。

在具体实施时，陈廷敬还建议要采用“柔中”的方法。过于强硬的方法虽然能够最快取得成效，但同时也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例如两人当街斗殴，立刻将他们抓起来各打五十大板，自然能够快速解决斗殴，但并不能解决斗殴的根本。这两人极可能不服判决，在伤好后再生斗殴，同时对官府产生叛逆之心。若是采用“柔中”的方式，详审后依其情节轻重而判，就不会激化矛盾，使矛盾双方都心服口服。

周朝有一种刑罚叫“黥刑”，即在犯人脸上刺字，之后用墨涂，留下永久的刺青。因为刺青是墨色的，所以也叫“墨刑”。在当时，世人只要犯了一点小罪，就要被刺上这样的标记，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种刑罚不但伤害了人的身体，也践踏了人的尊严，令他们一生都要带着罪人的标记活在其他人的眼光里。

陈廷敬指出，犯人也有尊严，不应对他们实施这种过于侮辱人格的惩罚，使他们一生都受人歧视。“柔中”的意思就是让犯人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也能感受到朝廷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他提出：“治狱之道，不患不威，是以君德贵刚，而治狱则尚柔也，柔中故虚而明也。”陈廷敬的这种观点已经比较接近当今社会对犯人的态度了。

关于用祭祀一事来净化民间风气，陈廷敬也是从经典中学来的。他认为礼制的社会需要由懂得礼仪礼数的人推动，若是一个社会上的人都不懂礼，不重视礼，礼制自然无法得以推行。

陈廷敬以“五典”为例，解释了他为什么这样认为。他说，五典之中包含了五种人与人的关系，这五种关系分别是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以及朋友之间。他认为，这五种关系是社会中最常见的关系，一旦这五种关系稳定了，世间的关系就都稳定了，乱事也就少了。而维系这五种关系的，正是一个礼字。

至于如何开展礼的教育，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点，有些朝代采取洗脑制，有的社会采取强权逼迫，但这些都不是最好的办法。陈廷敬熟读过《周礼》《礼仪》《礼记》等典籍，深知以礼治世的重要性。他认为祭祀是礼的基本形式，应当将古代的礼制与身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强化祭祀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以此作为强化礼治的具体措施。

祭祀在中国有着古老的历史，早在国家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远古时期，人们所祭拜的对象大多是天、地和人，天指的是天上的神明，地指的是地神，人指的是死去的祖先。随着社会的形成，人们所祭拜的对象也更加丰富，除了神明和祖先外，日月星辰、帝王圣人也都成为了祭拜的对象。

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祭祀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优点在于它可以加深人们对长辈先人的尊重，强化一种“礼”的教育；缺点在于它的程序非常烦琐，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陈廷敬认为，祭祀还是应当保留的，如此可将先辈们的优点和传统传承下去，还可让后人时刻记得先人们为他们做过的一切，对先人心存感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祭祀能够加强人们心中对礼的认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以礼治世的观点。

在古代，祭祀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无论是祭神、祭祖或是祭圣人，人们在祭祀时，都会怀着一颗非常崇敬和畏惧的心，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这种超出寻常的尊敬之情，足以体现礼仪的至高境界。在被祭拜之人面前，人们不敢妄言，不敢说谎，担心会因此招来惩罚。因此，陈廷敬认为祭祀有助于净化社会的风气，能够让人都肃敬起来，摒除身上的不正之气，并将祭祀之礼视为礼教的起源，并认为此事不可废。

虽然用当今的眼光去看，封建时期的祭祀不过是统治者变相规制百姓，以强化统治的一种方式，但它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能够让人们时刻记得先祖和先贤的功绩，对他们心怀敬意等。这种敬意能够促使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敢妄言妄行。此外，这样也能增加人们敬老、养老的意识，体现和发扬传统道德。

当今社会不再推崇祭祀的行为，是因为人们的思想水平都有了提高，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古代，许多百姓的思想尚处于蒙昧阶段，对于一些道德感欠缺的人来说，若是以法强制他们的思想道德有些不妥，也不会令他们信服，所以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

陈廷敬虽然比较认同以“礼”治世，但他也强调，不可只一味重“礼”而忽略了法。在《秦论》中，他就明确地指出了法的重要性。陈廷敬结合了秦朝“兴法而废礼乐”的案例说明了法应有度的观点，并说，法并非不可用，而是要适度用，切不可因为法可能带来的弊端就弃之不用，也不需要因为担心用法过度而在实施时过分小心。只要结合时势，以务实为本，认清每一件事情的厉害关系，就可以妥善地用法来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