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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必断贪官生财之道（第1页）

第2节必断贪官生财之道

笔者问曰：治贪除了要对其进行思想教育，还有什么好方法？

陈廷敬答曰：断其行贪之路，灭其可乘之机。

“生财有道”，本义是想要变得富有，必须用合乎道义的办法去挣钱。随着时间的演变，人们开始用这个词语去称赞一些头脑灵活、懂得发现商机之人。再后来，一些善于投机倒把之人发现了新的生财之“道”，或是钻法律的空子，或是利用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敛财，这些人的出现使这个词变得褒贬参半。

对于生意人来讲，以生财为目的是件无可厚非的事，只要不触犯法律，谁也没有权力对他们评头论足。可对于官员来讲，若是以生财为目的，则失了为官之道。

在清官的字典里，人们找不到任何与“生财”有关的字眼，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自己为官的目的：一心为公，一心为民。他们知道百姓生活不易，也知道国家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所以从来不会考虑从百姓或国家手中谋取任何私利。贪官的字典中则不同，随手一翻，便是各种敛财的途径和手段，他们称这些途径和手段为“生财之道”，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他们对个人罪行的美化。

贪官之所以会贪，一方面和其本人的品质有关，另一方面和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一些官员刚入仕途时是不贪的，之所以后来会变贪，则是禁不住身边环境的**，从小贪变为大贪，最后成为巨贪。所以说，想要治贪，不但要对官员本人进行教育和监督，还要对世道进行监督和清理，让官员没有贪的机会。

想要断掉贪官的财路，可以先抓事，再抓人。陈廷敬认为，在对吏治的整顿中，除了“劝廉”，还要“官建”。在“官建”的部分中，则要首先断掉贪官们的“生财之道”，让他们没有财路可走。

在清朝，许多人都将做官视为积累财富的最佳途径，于是做官之后，许多人利用手中的职权，开始了他们的“生财之道”：或以钱代罪，通过收钱来减轻或免除有罪之人的处罚；或对百姓加收各项税收，以填补自己的金库；或以许诺帮人办成某事为由，收取好处费……在贪官的众多财路之中，使官员获利最大且最容易的是“捐纳”，即买卖官位。

捐纳始于秦始皇四年（前242年），由秦始皇亲自发起，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据史料记载，当年闹过一场严重的蝗灾，导致粮食极度短缺，为了解决粮荒，秦始皇颁布了捐纳的政策，“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此政策一出，富裕之人纷纷响应，粮荒也立刻得到了解决。

自此，每逢国家遇到灾荒，或是财政短缺之时，秦始皇都会举行捐纳，这一政策也就得以延续了下来，并形成了捐纳法。之后，汉文帝、汉武帝、汉灵帝等均用过这种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汉文帝“令民纳粟边陲，可得上造、五大夫等爵位”；汉武帝“令吏得入谷补官”“令民得入粟补吏”；汉灵帝则将所有官位从大到小一一明码标价，只要捐出规定的金额，就可得到相应的官职。清朝建立后，捐纳之法也得以沿袭。

清朝的捐纳始于顺治年间，完备于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咸丰、同治两帝执政时期发展最盛，宣统年间终结。顺治六年（1649年），户部以“师旅繁兴，岁入不给”为由，提议“开监生、吏典、承差等援纳”，于是捐纳制度开始实施。其中，顺治、康熙和雍正皆视捐纳为权宜之计，并将捐纳和科举、荫袭、保举一并作为清朝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乾隆之后，由于捐纳之风越来越盛，可捐之官位越来越多，朝中腐败也越来越严重。

康熙年间的捐纳具有统一管理、明码标价、僧多粥少的特点，此时，捐纳还未成泛滥之势，可通过捐纳方式获得的官位也有明确限制。其中，吏部和礼部作为专管官员和教育的部门，不可通过捐纳得官。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和布政使也不可捐。可以捐的官职只有郎中以下，道员、知府、知县以下的小官。

在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谁都知道当了清朝的官员后能够得到许多好处，不但拥有了权力，受人尊敬，还能用权生钱，让自己的口袋越来越鼓。所以，虽然捐官需要花很多钱，仍然有大批人积极地参与其中，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自己当上官，不但之前付出的钱都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收回来，而且还有机会获得比投入更多的银两。这也就难怪捐官总是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对于捐纳一事，陈廷敬是不赞成的。他早就看到了其中的弊端，然而推行此政策是康熙的旨意，他无法直接反驳皇帝的意思，于是只能想尽办法，尽量减少这一政策带来的弊端，将此事对国家的危害降到最低。

之后的发展果然如陈廷敬所料，虽然朝廷已经明确规定了可捐的官位，也规定所捐之钱财一概要交给户部入国库，但是一些高级官员为了从中发财，私自违背朝廷的规定，变相对禁止捐纳的官位进行买卖，将对方所捐之钱财收为己用，或根据捐纳之人献给他们的好处来决定官位最后花落谁家。

按照规定，捐纳之人必须是家世清白之人，不但要有乡邻的担保，还要有当地机构开具的清白册，两者缺一不可。一些富贵之人平日横行霸道，飞扬跋扈，欺压邻里，无恶不作，本无资格参与捐纳，但是他们却能用钱疏通负责审查的官员，让其证明自己清白，开出虚假的清白册。

资格审查中还有一项是对捐纳人学历的审查，如果此人声称自己是国子监的学生，就必须出示国子监的印鉴证明。在过去，想要取得这一印鉴证明必须苦读多年，认真求学，方可通过考试，成为国子监的学生。如今，对于家境富裕之人来说，这再也算不上什么难题。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一心求财的官员。只要双手奉上能让对方满意的钱财或礼物，取得证明也成了小事一桩。

上述的情况都令陈廷敬格外担忧。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他特意就此现象向康熙上书，指出：“亲民之官，其职至重。至于文移、薄书、期会、讼狱之事，皆身自经理，不得假手胥吏，使夤缘为好，其事又甚难也。”

陈廷敬十分担心如此下去，朝中官员有才学之人越来越少，懂得吏治之事的人越来越少，能够坚持以民为本方针的人也越来越少，那些对吏治一无所知、贪赃枉法、作威作福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若真如此发展下去，国家社稷也就岌岌可危。

陈廷敬知道凭自己之力无法改变康熙的旨意，但他的责任感令他无法对这些现实置之不理。他想，虽然不能取消捐纳之事，可若是从一定程度上提高捐纳之人为官的门槛，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陈廷敬提议，对捐纳之人分别进行相关考试。他对康熙说：“夫古者以经术为吏治，必学古然后可以入官。今即不能尽然，而亦须略晓文义之人，委以民社之寄。”

不明执政理念，不关心时事之人，即使为文官，也无法公正处事，仁政爱民。为了确保文官的质量，陈廷敬提议捐文官者需参加文考，主要考试内容以“八股经义”和“时务策”为重。“知府、知州、知县，凡俊秀捐纳，有已经考试后捐纳者，依例选除。有未经考职遂行捐纳者，于选除之时，仍行考试，文义略晓者，即与录用，否则且令肆业，听其再试。”

弱不禁风，对兵器一无所知之人，即使为武官，也无法除恶扬善，保卫社会安定。为了确保武官的质量，陈廷敬提议捐武官者需参加武考，主要考试内容为武将基本素质和个人能力。“凡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单双月选补，先期考试弓箭，不合式者不准选被，下月复考，必待其合式而后用之。”

除了相应官职必备的能力外，陈廷敬还格外重视捐官者的品德。他说：“代倩、传递，徒应虚名，如此则既不绝其功名仕途之路，亦使之有郑重名器之思，庶可以责吏治之实效也。”一经发现有人试图利用不正当手段通过考试，立刻取消其名额。

在陈廷敬的严格选拔下，所选出的捐纳之人虽不尽完美，却也至少可负得起所任之职。回顾清史，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捐纳之事愈演愈烈，官场风气极坏，甚至造成了“灾官”的现象。唯独康熙年间，捐纳法没有带来太大的伤害，这与陈廷敬所制定下的种种规矩不无关系。在陈廷敬的努力下，朝廷既维持了收入的增加，又保证了官员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