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81年,我在大冶发电厂当工人。冬天,一次出差,坐的绿皮火车,正琢磨如何打发旅途的时间,乘务员推着小“箱货”
一路叫卖着走过来了,“箱货”上面放的不是食品,而是琳琅满目的杂志。我买了一本叫《作品》的杂志,哪一期早已忘记了,内容却依稀记得,刊中有一个栏目叫《作家谈创作》,其中有一位作家,是哪一位作家也记不清了,谈的内容是如何写好文学日记,文学日记与生活日记、工作日记有什么不同,写好文学日记对创作有什么重要作用,还举例,他某年某月某日的日记写成了哪一篇小说,发表在什么刊物,哪一篇写成了散文,哪一篇小说的人物来自于哪一篇日记。看完,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原来文学作品是这样写成的呀。出差回到家,我就开始模仿写文学日记。从此,文学创作根植于我的骨髓,我当起了“文学青年”。特别是第一篇小说在《黑龙江青年》(1983年第4期)发表之后,更是信心倍增,在心里鼓励自己,写下去。
也许,这就是我与文学的缘分。之前,我并不好这一口。
读书的时候,我看的文学作品也不多,这是我写作后劲不足的原因之一。人生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主宰,一不留神就拐了弯。1984年夏,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从工厂调进了大冶市总工会工作。机关应该更清闲,更有利于写作不是?并非如此,上班第一天,机关的前辈告诉我,刚进机关的年轻人,得从端茶倒水,扫地抹桌子,换灯泡冲厕所干起,结果整天忙忙碌碌没个闲,还有一大堆机关业务知识需要学习,写作就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几乎搁浅。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认定文学终究是我的精神家园,是唯一不需要与人合作能够单干的事体。所以,我坚守着茶余饭后涂鸦文学日记的习惯,有的一则日记只写几行字,记下一个场景,一个人物,甚至只一句话语,却是最好的练笔,最佳的记忆。后来有了手机,就更加便捷了,不论走在路上,坐在车上,还是置身田埂、车间、茶室、会场,都能“随身记”了。
回想起来,我的写作像我老家大泉沟风景区的泉水一样,水源虽然并不充沛,时涨时落,枯水期几近干涸,却没有断流过,至少残留着涓涓细流,不断线。退休后,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供自己支配了。我听从老师和文友的建议,整理自己的散文集。我像农夫收拣禾场上的陈芝麻烂谷子那样,将我在各级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收拢来,竟然也有六十余篇,现在让它们结伴成集,算是对人生上半场写作的一个小结吧。可惜的是早期的文稿没有电子档,又搬了两次家,基本遗失了,有些文稿明显稚嫩,只能放在里面,等候大家的批评了。
我从当文学青年开始,一路走来,受到很多老师的指教,很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励,这里不便点名道姓感恩,待小册子付梓的时候,我会煮一壶毛铺老酒,恭敬我的老师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