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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葬我于工厂脚下（第1页）

二葬我于工厂脚下

一座工厂的历史往往浓缩在无数工人的个体生命里。

早已把血液融入工厂的父亲，在他心里，这座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从四面八方来到西北戈壁用一砖一瓦建成的工厂的历史，就是他作为一名老三线人、一名工厂创业者二十岁进厂至今半个世纪的人生过往，就是他和他那一拨工友，我唤作叔叔的童兴泰、杨生平、赵建才、叶发忠、刘平……他们从最初住“干打垒”、睡大通铺、吃没有油水的大白菜、侍弄三天两头阳极大漏糊的无底电解槽，到举家搬进厂里福利分配的新楼房、80千安上插自焙电解槽系列，在全国铝行业同类槽型中技术领先、效益倍增，借各种名目发钱，先后被评上劳模的岁月变迁，以及他们每一家相似而又有差别的日子、各家或子承父业留在厂里或拗劲挣脱出去的子女。

而今，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当年波澜壮阔的三线建设作为祖国西部工业摇篮，已升华为一种工业精神，属于老三线人的时代早已远去，父辈和工厂一起进入暮年。曾风餐露宿，历尽艰辛，身体过早垮掉的他们，逝去的已长眠于工厂脚下的公墓；在世的，在伤痛、困厄中安心地守在工厂里，每天围在家属院南墙根儿谈古论今。

老工厂昔日的辉煌一去不返，但我一刻也放不下它。我只能在三线工业时代残暮将尽前，循着父辈一路跋涉的足迹，用拙笔记录工厂历史的一角，以慰藉在这片热土上奋斗终身，以及如我一般被它哺育着的工业人的心灵。

我对工厂最初的认知源于父亲，与工厂血脉相连的根性也源于父亲。因此，记录工厂，就先从我的父亲说起吧。

2017年五一，跟往常过节一样，我照例领儿子回厂里。自2012年把儿子送进省城上学（工厂效益下滑，子弟学校划归属地，教师多半调往省城，高中停办，初中班级缩减大半）去陪读，我在城里一直不习惯，待不住，一到节假日就带儿子回去。这次临行头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哥哥的工友送了一只大公鸡，活的，等我们回去父亲现宰，叫我们早点儿动身。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地领儿子往回赶。开一个半小时的车就到了。虽是过节，且是我们工人自己的节日，厂里却冷冷清清的，昔日干净整洁的沥青路上到处是塑料袋、果皮、枯叶。一进家属院，一股胶皮烧焦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家属楼前的空地上正燃着几堆火，焚烧胶皮，整个大院里乌烟瘴气。我赶紧拽儿子进家门。正在厨房忙活的母亲说：“如今厂里不景气，那些困难户从垃圾场捡来废电缆，烧掉胶皮卖铜丝，换几个油盐钱。都是给光阴逼得。”我听后心情随之沉重起来。

一见到外孙，父亲马上撂下手中正剥的蒜，拉起外孙的手，笑呵呵地问这问那，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高兴劲一上来，父亲就要抽烟，似乎唯有这样，才不至于手足无措。哥哥边责怪父亲抽烟，边自己也点上一根。稀罕一阵外孙，父亲问哥哥：

“这几天厂房咋样？”

“350（千安电解槽系列）倒是没停，但生产的铝锭越多，亏损就越大，没辙。”哥哥皱着眉头说。

父子俩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铝业行情上。

“（电解铝）产能过剩原因主要是2002年以来咱们国家冒出几家大型民营铝厂，全国电解铝产能一下飙到4467。3万吨，光山东魏桥铝业一家就727万吨。”哥哥焦虑地说。

父亲默默地抽着烟，没有言语。哥哥又说：“铝价都跌破一万四了，（炼铝）成本就一万五，这行情叫咱们日子咋过？”

“愁啥，咱厂是三线国营老厂、老铝业基地，不管咋样，国家总会有办法，不会丢下咱们不管。”无论外面和厂里怎么变，父亲这句话永远不会变，仿佛从二十岁一进厂他就吃了定心丸。

哥哥一听宽慰很多，舒口气，掐灭烟头起身进了厨房。不大工夫，厨房里飘出鸡肉的浓香，母亲喊着开饭了。说话间，凉的热的上了满满一桌。一家人乐融融地吃起来，所有的忧患都暂且放在一边。

那时，父亲穿一身泛旧的四兜中山装，骑一辆老式“永久”，一路轻踏慢踩，不时地抬头仰望办公楼前方的猎猎红旗和厂房上空的大烟囱，脸上永远挂着淳朴而踏实的笑容。下班慢悠悠地回到家，坐在油漆剥落的茶几前，拿出厂里新发的茉莉花茶泡上一杯，惬意地呷起来。要是家里正好有人闲着，他就津津乐道地讲起厂里的新鲜事——像20世纪60年代所有端“铁饭碗”的国家工人那样，父亲总是那么悠然自足，周身洋溢着优越感。

父亲是厂里电解一车间的一名天车工。那时候，倒班轮到休息，他就会带上我们几个到他的工友家串门。他们时常围坐在老茶几旁喝茶、闲谈，话题永远离不开电解天车：咋样快速辨别地面人员的违章指挥；换极打壳时，高速操作的害处；吊运重物到半空，突然停电，如何应对……天南地北的口音里满是对技术的求索和真知灼见。

那时，在我心里，电解天车坐落在厂房顶上，用它吊运重物时下面都有专人动手出力，父亲只是高高在上驾驶它。我常给小伙伴们炫耀：“我爸是开天车的，开老高老高的天车。”

直到后来，我从厂里技校毕业分配到班组上班，才知道父亲的不易。第一次走进父亲所在的80千安上插自焙槽电解厂房，一股热浪夹杂着烟尘扑面而来，我被呛得倒退几步。眼前一长排电解槽犹如一片片燃烧的火海，把厂房炙烤成一个大蒸笼。槽膛上方升腾的烟气不断地向厂房上空弥散，横跨在房顶的天车被湮没在烟雾中……原来，父亲一直置身这“火海”上方，不舍昼夜地开天车打壳、加阳极糊、出铝……搁在我，别说开天车干活，就是坐在上面什么也不干，连熏带烤的，就已经受不了。真不知道父亲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伫立在厂房门口，注视着这“人间炼狱”，想起父亲过早斑白的鬓角，我心里一酸，眼泪涌了出来。

“爸，您转岗吧！干电解太苦了，这样下去，身体早晚会垮的。”我试图说服父亲离开电解厂房。

“怕啥？那么多干电解的都干得好好的，没有人当过逃兵。比起创业那会儿，这已经好得很了。”父亲笑着说。

二十岁进电解厂房开天车，父亲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其间有几次调转轻松岗位的机会，他都放弃了。母亲为此常取笑父亲：“离了你，电解厂房怕是没人开天车了，这铝就不出了！”

“若是干电解的都想图舒坦，这铝还真没法出。”父亲正色道。

母亲知道父亲的倔脾气，无奈作罢，不再言语了。

2003年，父亲退休了。

按理说辛苦大半辈子，退休安享晚年是好事，可父亲成天坐卧不安，丢了魂似的。不久，厂里招收仓库看守（退休职工优先），父亲不假思索地去了。他又穿上那身中山装，骑上老“永久”，看守老仓库了。

2016年，父亲年近古稀，按厂里规定，彻底退休了。

他仍旧穿着那身中山装，背着手，在厂区沥青路上边溜达边仰望鳞次栉比、新旧不一的厂房和大烟囱，脸上始终挂着20世纪60年代国家工人特有的那种神气。

作为一名老三线工人，20世纪60—80年代是父亲最光荣的日子。“那时候，啥事都是咱们工人说了算，派活是咱们，画考勤是咱们，发粮票是咱们，每年厂里评劳模还是评咱们。后期分配来的那些年轻人，每天老早到班上，给咱们把水打好、茶泡好，张口闭口李师傅长张师傅短地叫着，对咱们尊敬得很！”只要说起那个年代的事，父亲顿时两眼炯炯，尽管都是已经说过不知多少遍的旧事，但每回说起，都那么自豪，都会自顾自甜蜜地笑上一会儿，点上一支烟悠悠地吸起来，似乎属于他的时代并未远去。

而今，父亲忙于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