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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文章是从哪里来的（第6页）

的报告，人家解放军做什么工作先想到人，“办事先管人，管人先管心，管心先知心”，我回来决心照着办以后，很有成效。

什么事都是人干的。人是根本，人的思想是根本。要狠狠抓人的因素，抓活的思想，学会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

个别谈话，不要光说人，也叫人家说说自己，要有来有往，互相交心，提高了人家，也提高了自己，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话不投机半句多”，说话先挂钩，启发自觉，促使个人思想打架，内因起作用。

“一笔画不成龙，一锨挖不成井。”什么病用什么药，急于求成反倒坏事。

抓自己的学习，才能领导群众学习。

毛主席《实践论》里教导，要虚心体察情况，这个“体”字，我的领会是反反正正的想，当干部常想：“假如我是社员”，下级常想：“假如我是领导”，这样互相换位体察，上下左右的事就好办了。

我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首先自己抓紧学，一个是起带头作用，一个是体会如何带着阶级感情学，如何带着问题学，读了哪些话在思想上起作用大，然后再研究群众的学习情况。

思想改造是看不到的，不虚心体察是发现不了的。自己抓紧跟“我”斗才能想出教育别人跟“我”斗的点子。

（《河北日报》1966年6月14日，并载《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刊，杨殿通整理。）

什么常堵塞自己的耳朵？

我这个人，好信不过自己，是个缺点。不过，我的确感觉到，民主好讲，意见难听。谁也知道办事情实行民主、走群众路线好，谁也知道一个人的意见通常不如大家的意见对。知道是知道，就是碰上问题，常是对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结果，民主、群众路线都实行得不好。

为什么常常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呢？细琢磨，都有一些“理由”跟着。有主观主义的人，不轻易承认自己不虚心，都是说这理由、那理由，“不是我不听取别人意见，是因为他……”。这些“理由”，实际就是听取别人意见的挡头。没听意见以前，可能想着听意见，可是意见来了，理由也来了，却堵住耳朵了。这些年来，我体会到要能听进别人意见，非捅开堵塞耳目的挡头不行。什么常堵塞自己的耳朵呢？

想想自己，看看别人，不外有这么一些理由：少数人意见啦，坏话刺耳啦，态度不好啦……把各种“理由”找出来，认识它的规律：对什么人、听什么话、在什么节骨眼上听不进意见去。再碰到问题，自觉注意，“理由”一上来，就压下去，耳目就堵塞不住了，别人意见就听进去了。这几天我一直想这个事，我想到了这么几个问题，作为我的体会谈谈，不对了，大家来指教。

“感情不同，语言不通”是妨害听取意见的第一个挡头语言不通的事是常有的。不说阶级感情不同，语言不通；就是自己人，思想感情也不完全一样，话也有时候说不到一块去，比方有的机关干部长期不下乡，光在上面收汇报，他不了解下情就会语言不通。你觉得很重要，引不起他的注意，你觉得不是个问题，他觉得是个问题。该听的不听，不该听的听了，或者红的听成白的。语言不通是个大事。多听一次报告，多读一遍毛主席著作，多出外参观一次，认识都会出现差别，语言就会不同。如果长时间在不同的环境里，参加不同的实践，思想感情就不一样，语言就不同。我自己觉得有些日子不和社员一块下地劳动，隔些日子不在家，思想感情就有出入，再说生产、再说队里的事，就插不进话去，别人的话也听不好。所以，我说，要听别人意见，就不能脱离群众的实践斗争，就得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思想。

有时候意见听不进去，是叫“框框”挡住。这毛病多出在听一面词、看一面理上，片面性越大犯得就越多。当干部一定要用两只眼睛看，两个耳朵听，要不，脑袋里有了“框框”，真了不得。做什么工作，办什么事情，都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要多听几个方面的意见。村里干部、社员犯了错误，要尽量让他申诉自己的现由，最后他实在无话可说了，把错误承认下来了，才好教育，才能让他服气。不分对象，不分情况，没等张嘴就知道不值得听，好像什么事全知道了，那耳朵就没用了。处理问题，也不能一下子定死，我们在支委、管委会上，对一些工作方法、临时任务、日常制度问题，采取“结活扣”的办法，商量好了以后就按着去办。可是预先说明特殊情况例外，以后情况变化了再改。该改的就拿到会上来改，该变的就拿到会上来变，不板上钉钉，一个死“框框”套起来没完。

“不面向群众，不眼睛向下”是听取意见的第三个挡头我认为当干部，不听上级的话是错误的，听上级的话是对的；但是，不眼睛向下，不拿着群众意见当回子事是不对的。就有这样的人，一样的意见，来自上面的就听，来自下面的就不听。只接受上级监督，不接受群众批评。我回想自己，这些年来多亏了接受群众监督。在五公大队，尤其第一生产队，是老四户“土地合作组”的底子，社员们有个“受反映”的风气，干部、社员，谁的脚步迈错了，就“反映”，就提意见，谁也不留情。这倒好，把干部管住了，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们乐了，说：“社员们‘爱反映’好，帮助咱少犯错误。”也有的干部自己犯了错误，埋怨群众管得不严，后悔了，这也是一种觉悟，眼睛向下，群众再提意见就听得进去了。

在我们的社会里，上级、下级、干部、群众，是一个辩证关系。

谁是上级？公社以上是县，县以上是省，再以上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上级是谁呢？我们共产党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最根本的上级，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依靠人民群众的，人民群众和上级是一致的。干部平常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是热爱干部的。

“满足多数，忽视少数”是听取意见的第四个挡头这样的教训也不少，一九六三年种棉花时，总结一九六二年的教训，一九六二年棉花出苗晚，许多人说是机播的过，今年不能再机播了，还有许多人说是地温的过，今年要种晚点。独有技术人员周元久说是种子的毛病，当时多数人乱从机播和地温上考虑，周元久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到技术站上测验地温和机播的情况，证明这两方面都没有毛病。接着，查实是因为一九六二年浸种方法改变，种子浸的不匀，苗子出的晚。从这件事里看，为什么周元久他一个人的意见对了呢？因为别人不知道，都是估计说的，他对浸种有研究，他的意见正确。以后，我摸到了这么一条道理：多数人意见里面有时候有的意见不实在，人云亦云，看着怎么说的多就随声附和，实际他不一定有真正的意见。少数人意见敢于和众人意见相反，他就可能觉得有点把握。所以，当着少数人坚持自己意见的时候，一定查明他的意见的来龙去脉。

一些坏话、错误的话听起来是刺耳的。不过，刺耳的话，不一定都是坏话。常言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人的立场观点不同，人的耳朵也不同，一样的话，这个人听起来刺耳，那个人听起来可能就不刺耳。比如一个干部自己多记了工分，社员提出意见来。要是看不到自己错误，这话就听着刺耳。要是看到自己的错误或是自己根本不犯这种错误，不光不听着这话刺耳，连自己也得说这话哩！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我在“组里”当干部，兼着村里干部，按说，向“组里”要补助工也行，向村里要代耕补助也行，可是，我想，当干部就当个大家痛快吧，自己吃点亏，大家情绪高，把集体办好点，就什么都有啦。这样一想，个人的算盘就和群众的算盘在一个珠上滚了。“多占工分”的话，群众也不说，说也没有刺耳的感觉。反而听到有人说我吃亏的话不对劲了。我在一个会上说：“我不是吃亏，我是占便宜了。便宜在哪儿？组织起来就是个大便宜，社员积极干就是个大便宜，搞好了生产，大家多分了，我也少分不了多少。有人说我的算盘反着打，我说是正着打，实情是这么回事。有些刺耳的话，可能是好话；不刺耳的话可能是不对的话。人变就是这样变的，爱听好话，越听的多越坏。光用好话就把人害了。所以，我们听到刺耳、逆耳的话，不要忙着关上耳目大门，嗅嗅是人家的话不对头，还是自己耳朵不对头，要真是坏话，分析他为什么说这话，是阶级敌人破坏，还是别的。只要我们自己立场坚定，耳朵听几句坏话，也不吃紧，听听怕什么！”

“怕失尊严，怕丢威信”是听取意见的第六个挡头去年年底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去找山西省代表团的一位年轻的同志，向他请教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他一见面就喊我耿老师，我说：“你得是老师！”他说：“你年纪大，你是老师。”我说：“老师不能看年纪，谁做的事情好谁是老师，谁知道的多谁是老师，我向你学习来了。”我从他那里、从大寨陈永贵同志那里，学了很多宝贵经验。我们五公办社早，我参加劳模会、人民代表大会也早，每次会上都有我的新老师。

人多是这样，以前者为师容易，以后者为师难。陈永贵同志这是全国闻名的旗帜，向他们学习好说。要是在本村里，听取年轻人的意见，接受新干部的领导，总不好放下架子。别人也照顾你的“威信”，好像我们这些人，只能当先生，不能当学生，只能说人，不能叫人说，好像我听到了别人的意见，“老社长”的威信就低了。我在村里，副大队长乔利广常和我争论一些问题。有一次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端对利广说：“老耿年纪大了，尊重他，尽量别和他争论。”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想，怪不得我听到反面意见少，他们抹不开呀。我自己思量一回，这不行，赶快找到张端同志说：“争论问题不是坏事，不争论不出真理，要是你们都不和我争论，我的耳朵不聋也听不到话了。”

妨害听取意见的第七个挡头是“话不投机，惹急闹翻”

这是个作风问题。我过去有这样的事，听话的时候，说话人态度不好，一两句话就说崩了。闹翻了脸，就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也是十几年前，一天晚上，我正在“组里”开会，有一个在这里住着的同志打发人来叫我，我说今天晚上离不开身。那同志误会了，认为是叫不动，就给我写了个条来，批评我。我一看火了，让人捎信给他，说：“不光今天叫不动，以后也叫不动。”

这话说了以后，第二天我想，都是为工作，能因为一句话就不接洽工作了，耍这种脾气有什么用。到了下午，我找到那位同志道了歉。他说：“我说错了一句，你不该发脾气。”我说：“是不该，今天请你来批评。”他笑了。

以后，随着我端正思想作风，火脾气也不那么大了，别人说不中听的话，也能选择有用的接受了。有一次，我通知各户开会，在街上走，走得挺急，街旁站着几个人正扯闲话儿，没顾得打招呼。其中有和我们“组里”顶眼的人别有用心地说：“真是官大架子大，见了人连个屁也不放。”这话我听了以后，气顶嗓子眼儿，可是自己又一想：“工作再忙，说句话也是能办到的，这话对，生气也得采纳。”从那以后，在街上再见了人：“吃饭了么？”“干么去？”有话没话打个招呼，这样显得亲热。从自己经过的大事小事上，都证明说话变脸没好处，堵上了自己的耳目，也等于堵上了别人的嘴。

“听话截短，没有耐心”是听取意见的第八个挡头听话没有耐心，话长了截短就误事。去年夏天评比“五好”社员时候，一些人说青年积极分子李长富是假积极，没评上“五好”。

可是，人们认识不一样，事后嘟囔。我问：“为什么有意见不提？”人们说：“话说长了，好像咱拉扯‘老婆舌头’不说了。”我说：“不怕话长，就怕把话压在心里，是非弄不清，背地也是说。”接着又开会，让大家把话说完。有的人说：“李长富锄地又快又好，自己锄到头里还接别人。”有的人说：“他接人也不叫你痛快，说‘你锄得真慢，要不是你耽误，咱们早锄完了。’随便批评人。”这样，你一套，我一套，每个人的话说尽了，意见全提出来了，把李长富的优点、缺点摆到桌面上，一分为二，赞成他的人看到他的缺点，不赞成他的人看到他的优点。最后大家都很满意。可见，听取意见，该费时间的就要费些时间。草草收兵，马虎做结论，准有不满意的。一个人说话长，粘糊，有的是因为没说话技术，有的是因为没想好，或者有顾虑。那就让他想一想再说，把顾虑消除了再说。

因为觉得自己比羊高，手里拿着鞭子，不走就打，还听意见干什么？

所以，听意见不听意见，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很有关系。高人一等就没办法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我头上一句脚上一句地说了这么一些，依我看，妨害听取意见的挡头还多，多想想，听不进意见的挡头在什么地方，找到它就好办。

我这么想，在生产**中，群众的热情这么高，有个好民主作风，多走群众路线，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商量办事，民主办队，就准能把生产搞得好上加好。

（原载1965年8月31日《河北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饶阳县五公公社社长兼五公生产大队大队长　耿长锁口述，杨殿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