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读吧

明代几字形长城（第1页）

明代“几”字形长城

明朝在宁夏修筑了大量长城防御工事，先后修筑了包括东长城（河东墙、河东壕堑、横城大边）、沿河边墙、旧北长城、北长城、西长城（边墙）、固原内边及徐冰水新边等长城防御工事。在空间范围内，长城沿着贺兰山东麓，在北部惠农跨越黄河，连接沿河长堤，在横城堡接河东长城，形状恰为“几”字形。贺兰山、长城、黄河，山河交融，护卫着宁夏的安宁。

1357年，穷苦出身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战争中脱颖而出，雄踞一方，实力大增，统一全国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一年，已称吴王的朱元璋思绪万千，如何在群雄并立的背景下统一天下？于是便求策于朱升。

据史料记载：“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在与朱升的交流中，朱元璋对朱升的灼见很是认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以贯之地推行。高筑墙，从明洪武元年（1368）起，明王朝就开始修筑“边墙”，即长城。有明一朝，修筑长城的行动几乎没有停止过，《明史》等相关史籍中明确记载的有关明朝修筑长城的次数达20多次。

镇戍莫急于边墙。有明一朝，边防安全始终是明朝的重大政治问题。

从朱元璋开国到明朝灭亡，在北部超过2700千米的防线上，时刻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给明朝带来了巨大压力，导致明朝君臣普遍认为“修边，国之重务，其军政不可不肃”，“镇戍莫急于边墙”。边患问题给明朝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终明一代，都在不停地修筑和完善长城防御体系，以达到抵御外患的目的。在明代诸多史籍中，大量修筑边墙的记述充斥在其中。

洪武元年（1368年），面对北部边患，太祖朱元璋意识到“驱逐鞑虏”

即为面临的边防问题，于是命大将军徐达主持修筑居庸关城，由此拉开了明朝边墙修筑的序幕。洪武五年（1372），明军北征漠北失利，无功而返，修筑长城显得刻不容缓，于是明朝开始利用旧朝长城构筑防御体系，加强对北方势力的防御。总体来讲，洪武时期修筑的长城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以及北京地区。这一时期，宁夏一带尚未开始修筑长城的活动。

洪武之后，明朝陷入皇位争夺的内乱之中，无暇顾及北方边患，蒙古势力趁机崛起，不断南下，屡屡犯边。迫于这种形势，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南迁大宁卫、东胜卫，并改变对蒙古势力的政策。即使永乐一朝5次北征蒙古，但北部边防问题依然未能解决。于是明朝继续修筑长城，增设卫所，增筑边堡、烟墩烽堠完善北部防御体系，以防御和反击蒙古势力。随着永乐朝防御蒙古策略的改变，尤其是南迁大宁卫、东胜卫后，明朝对蒙古的防御纵深大大收缩。

到明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统一蒙古各部，对明朝北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和侵扰。明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一时性起，效法成祖皇帝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大败，明军50万人马全军覆没，英宗自己也做了俘虏。此役后，明朝虽然避免了亡国，但元气大伤，无力应对蒙古的进犯，于是出现了“十余年间，边患日多，索来、毛里孩、阿罗出之属，相继入犯，无宁岁”。此后，为应对日益严重的边患，明王朝大规模地修筑和加固长城，修筑缮治边墙。史载：“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在此背景下，宁夏境内大规模的修筑长城活动相继展开。

从明朝北部边境防御态势来看，由于宁夏地处要冲，沿边九镇中宁夏有二，而且三边总制常驻固原，使宁夏地区成为当时的西北防御中枢，尤其是成化以后，蒙古势力进入河套平原，宁夏成为防御重地，明朝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长城防御工事。

山河交融的明代长城。在了解宁夏境内修筑的明长城之前，还需要了解一个词——九镇，通常称为九边重镇。明朝为加强北部边防，把长城沿线划分为9个防守区，通俗地说，就是设置了9个战区。在宁夏境内，分别设置了宁夏镇和固原镇2个防守区。从具体范围来看，宁夏镇东起盐池，西至兰靖，全长2000里。下设5路，为东、西、南、北、中路。军堡共38个，关口约13个。在宁夏中南部设固原镇，其区域范围东起陕西省靖边，与榆林镇相接，西达皋兰，与甘肃镇相接，全长1000多里。下设5路，分别为下马关路、靖虏路、兰州路、河州路、芦塘路。

固原镇共有军堡35个，关口约10个。

大约在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时，宁夏镇和固原镇相继开始修筑若干营堡以防蒙古。明成化以后，随着蒙古势力进入河套平原，明朝开始在宁夏镇大规模修筑边墙。

西长城。西长城主要指沿宁夏西北贺兰山东麓及诸沟口修筑的长城防御设施，史书又有“西边墙”“城西南墙”等称呼。西长城始筑于成化九年（1473），北起贺兰山扁沟，沿贺兰山南行，至赤木关（今三关口），过胜金关，南跨黄河后，沿黄河南岸由东向西至下河沿、上河沿，至南长滩枣剌沟、夹巴沟，最终到甘肃靖远县。西长城穿越今宁夏惠农区、大武口区、平罗县、贺兰县、西夏区、永宁县、青铜峡市、中宁县，至中卫市沙坡头区。

根据修筑年代，西长城全线可分为4段：第一段从下河沿至南长滩，即中卫黄河南段，修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第二段是胜金关至黑林，即中卫黄河北段，最早修于成化九年（1473），万历年间有增修；第三段由赤木关至胜金关，该段边墙自双山南起，至广武界止，又称为“城西南墙”；第四段从赤木关至红果儿沟。

明成化九年（1473），时任总兵官宁晋伯刘聚与左都御史王越等人上疏，请求在“靖虏连接宁夏黄河两岸各修筑阪塞，使虏不得渡河，此则陕西安边之策也”。西边墙开始修筑。之后不久，宁夏巡抚贾俊主持修筑了“城西南墙”。之后，对西长城断断续续的修缮从未停止。成化二十三年（1487），因“宁夏中卫野鹊沟等处边墙与芦沟、深井等处营堡、墩台，亦系要害之地，宜别令守臣议修筑之宜。事下兵部从其言宜从。

诏可”。嘉靖十年（1531），明廷拨专款对西边墙以及贺兰山诸关口之关墙进行了修补。嘉靖十九年（1540），巡抚杨守礼、总兵任杰主持督修赤木关口的关墙。嘉靖三十六年（1557），“以修筑宁夏赤木口边墙工完，升原任总督贾应春及巡抚王梦弼、总兵官姜应熊傣务一级，赏副总兵等官孙朝等银十两”。这段边墙被称为“边防西关门墙”。万历十四年（1586），明政府又“议修紧要边隘。河东、河西自大佛寺起直抵黄沙，接石空寺界止，该创筑土边一道，长三十余里，又该筑敌台共三十七座，月城各一道，俱应酌量冲缓，次第兴修”。这次修筑后，直至天启年间，又对贺兰山诸关口以及西边墙进行了一次维修。

旧北长城。旧北长城“关之东为黄河，关之西贺兰山尽头，山水相交，最为要地”，可见其西起贺兰山扁沟，东至黄河西岸，即今石嘴山市惠农区的红果子长城，为有别于后修长城而称之为旧北长城。史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嘉靖十年，总制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内地困地荒芜。”“临山堡极北之地尽头，山脚之下，东有边墙，相离平虏城（今宁夏平罗县）五十余里。”此间曾设镇远关，为镇守边远之关隘，扼守由北方进入宁夏的咽喉要道。旧北长城修筑于明代弘治年间，始于贺兰山红果儿沟北侧，向东延伸，经下营子、惠农，直达黄河西岸，长30里。嘉靖十年（1531），时任三边总督的王琼决定“弃镇远关”，在旧边墙内再筑一道边墙，官军遂弃外边墙不守，以致旧边内田地荒芜。旧北长城是宁夏北部最早的主要防线，在贺兰山尽头，与黄河相接，自古就有“山水相交，最为要地”之称。

北长城。北长城又称边防北关门墙、大武口长城，均属夯筑土墙。

北长城在平罗城北10里，贺兰山枣儿沟至黄河西岸，位于贺兰山与黄河之间。它肩负着黄河与贺兰山沟谷西出东进通道防御的重任。《读史方舆纪要》载，宁夏镇是“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皇明九边考》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嘉靖十年，总制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边内田地荒芜。”

嘉靖九年（1530），佥事齐之鸾向陕西三边总督王琼提出他的想法，建议宁夏镇城北路“东自黄河，西抵贺兰，筑墙以遮平虏城者”。齐之鸾的想法得到了王琼的认可。同年九月，陕西三边总督、兵部尚书王琼上疏：“宁夏墩台烽火西接庄浪，往年未通一虏骑。今年五月，虏自西海，由庄浪循广武营至贺兰山赤木口南宁夏地界，拆墙入境。骑以四五万计，飞尘数十里，略无畏忌。”于是在嘉靖十年（1531），明政府决定放弃旧北长城，修筑北长城。《嘉靖宁夏新志》载：“由沙湖西至贺兰山之枣儿沟，凡三十五里，皆内筑墙，高厚各二丈，外浚堑，深广各一丈五尺有奇。墙有堞可蔽，有孔可下视以击射。为关门二，东曰‘平虏’，中曰‘镇北’。其上皆为堂若干楹，其下各增城三面，为二堡，周遭里百二十余步，徙旧威镇并镇北堡军实之。”北长城修筑计划实施后，于“嘉靖庚寅十二月筹备，次年春五月至七月工告成。”

陶乐长堤。陶乐长堤在旧北长城的终点越河，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巴音陶亥开始，南行过都思兔河而进入陶乐，长近100千米。陶乐长堤修筑于嘉靖十五年（1536）。从名称来看，陶乐长堤似乎是一项水利设施，其实是由于这段长城比河东墙低矮，犹如河堤，故曰“长堤”。

成化十五年（1479），镇守宁夏总兵官、太监龚荣上奏朝廷：“宁夏东路，自花马池至黄河，东至平山墩，西至黑山营，中间相去凡二百里，虏所出没。说者以为前有黄河可恃，然春夏之时河可恃也，如冬月冰合，实为可忧，今欲沿河修筑边墙，使东西相接。”为了防止河套的蒙古人进入银川平原抢掠，嘉靖十五年（1536），三镇总制刘天和沿黄河东岸“修筑长堤一道，顺河直抵横城大边，以截虏自东过河，以入宁夏之路”。由于这一段长城修筑工程比较简单，加上紧靠河边，被河水冲毁严重，所留遗迹不多，现在高仁镇以南尚有遗迹可寻。

东长城。东长城东起盐池县花马池镇，向西经过兴庆区，在灵武市清水营迤东分为内、外2道，习惯上称为“头道边”与“二道边”。“二道边”即外长城，又称“河东墙”，俗称“河东横城大边”，修筑于成化十年（1474），自黄河嘴起，花马池止，长387里。“头道边”即内长城，因外观整齐高大、颇为壮观，又称“深沟高垒”。“头道边”是嘉靖十年（1531）兵部尚书王琼奏所筑，自横城起，花马池止，长360里。

河东墙修筑始于成化八年（1472），由当时的延绥右副都御史余子俊提出“于灵州、兴武并螺山等处相度地形斩崖挑堑以绝贼路”。成化十年（1474）六月，“巡抚宁夏都御史徐廷璋镇守都督范瑾奏筑河东边墙，自黄沙嘴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明实录》载：“成化十年闰六月乙巳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奏修筑边墙之数东自清水营紫城寨西至宁夏花马池营界碑止……东西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成化十五年（1479），为加强防御，对这一段边墙加高加厚。“今欲沿河修筑边墙使东西相接。其西路永安墩至西沙嘴旧墙低薄颓坏欲改筑高厚庶可保障地方。”

弘治十四年（1501）和正德元年（1506），又对该段边墙进行了维修，总制陕西边务左副都御史杨一清对所修旧墙高、厚各增2丈，墙上修盖暖铺900间，用4500人守之，挑溶旧堑亦阔各2丈。嘉靖十年（1531），王琼将兴武营以东长城南移并在墙外挖沟堑，也就是“深沟高垒”工程。

这样就将原兴武营以东的边墙弃之于外，在内部又修筑了一道新边墙，并在新边墙筑东关门和城楼。因此后人习惯称这段新边墙为“边防东关门墙”

或“深沟高垒”“横城大边”，称旧墙为“二道边”，新墙为“头道边”。

嘉靖十五年（1536），再次对河东墙进行维修。到隆庆、万历年间，明政府数次修缮该墙。这段边墙对于有效抵制“套虏”侵扰、保障腹地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有诗为证：危桓迢递枕雄边，势压金城铁壁坚。

中国有凭堪保障，外夷无计可蹄穿。

英公才大难同驾，道济谋深未许肩。

不是眉山豪杰出，谁能经始向当年。

固原内边。固原镇位于宁夏镇之南，是守卫关中北部的门户。明代初年，有鉴于宁夏镇边墙主要分布在横城至花马池一线，导致花马池至固原之间防卫薄弱，毫无阻挡，一旦花马池一线被攻破，蒙古大军可直奔固原，威胁关中。正如杨一清所言“宁夏边墙失守，则固原、环庆最先受害”。出于这种现实需要，明朝开始在固原镇内修筑长城，以加强防御，固原内边由此而生。固原镇边墙之所以称为“内边”，是相对于北部宁夏河东横城大边而言的。这道边墙“南离固原二百五十里，北离花马池四百余里”，成为宁夏镇与固原镇的防区分界。

弘治十五年（1502），三边总制秦纮开始奏筑固原边墙。《皇明九边考》载：“弘治十五年，总制尚书秦纮奏筑固原边墙，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虏花儿岔止六百余里，迤东至饶阳界止三百余。以上即固原以北内边墙也。”“弘治间，总制秦纮筑内边一条，自饶阳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余里，系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虏营花儿岔止六百余里，亦各修筑。至今于二八月各修理一次，屹然为关中重险。东向可以顾榆林，西向可以顾甘肃。”修筑这道边墙就是为了保卫固原、平凉、庆阳、巩昌、凤翔、西安诸府，是故被称为“关中重险”。由于秦纮所修边墙墩堡属初始阶段，断断续续，过于稀疏，不足悍敌，以致蒙古骑兵屡次轻易越过，深入腹地。嘉靖九年（1530），王琼对这道边墙再次重修、完善。

徐斌水新边。徐斌水新边因过梁家泉，又名梁家泉新边。这里所谓的“新”，是相对固原内边而言的。从固原镇边墙分布来看，徐斌水以东称固原东路边墙，以西称西路边墙，西部边墙地形复杂。在清沙岘有一块流沙地，不能筑墙，这里便成为蒙古骑兵南下的通道。明人也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清沙岘一带，多浮沙疏土，变迁不常。地里远则兵分势寡，哨守疏阔；变迁不常，则随筑随塌，忽浚忽塞。以故节年套虏多由青沙岘深入，安会之祸，为鉴不远，是旧边之未足恃也”，加上这一带水泉众多、草木繁茂，成为蒙古骑兵饮马南下的中转站。时任三边总制刘天和认为“惟西路自徐斌水至黄河岸六百余里，地势辽远，终难保障”，于是提出新筑徐斌水到鸣沙州一段的边墙，以达到“又占水泉数十处，断胡马饮牧之区”的目的。徐斌水新边修筑完成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644年，大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中轰然倒塌，明王朝修筑长城的历史告一段落。让人感到讽刺的是，一直让大明王朝头疼不已的北方游牧者并未成为大明王朝的终结者。亡明者，不是蒙古，也不是女真人，而是自己。万里长城今犹在，明代“几”字形长城分布在宁夏大地上。

夕阳西下，长城、黄河、大漠在这里交会，构成了一道独特风景，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撰稿：孔德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