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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汉界碑五堆子（第1页）

蒙汉界碑五堆子

《绥远通志》载：“黄河以东除了五堆子一块地方外，很早就属鄂托克旗的牧地，乾隆四十九年黄河改道，陕甘总督奏请把河西的五堆子划归平罗。”

《蒙古游牧记》卷六载：“乾隆四十九年，陕甘总督福康安奏称鄂尔多斯黄河改道西流，原在河西民人反在河东该处，蒙古贪利滥以现行黄河为界，谓民人占据伊等游牧地方”。又载：“派侍郎赛音博尔济图前往复勘，仍照从前所定黄河旧流之地为界，钉桩立碑办理完毕。”《平罗纪略》载：“一除乾隆四十年渠口、正闸、东永惠、红岗堡河崩地一百二十五顷。”上列四堡的位置正东就是当时的内五堆子地段。由于黄河改道，西岸之地没于河，东岸淤积出新地，而鄂托克旗蒙古不承认此地，只认一河为界，由此平罗地方将官司闹到朝廷。乾隆皇帝追问此事，陕甘总督福康安如实回禀，认为是“蒙古贪利”。于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派侍郎赛音博尔济图仍照从前黄河旧流之地为界，钉桩立碑，以上几堡民人由河西就近逾河到河东定居。这些人虽在此定居，户籍仍然是平罗人，向平罗县府缴纳赋税。

现在，平罗境内以古界碑命地名的只有一处，那就是五堆子。五堆子是陶乐居民的最初聚集点，是陶乐近代农业的发祥地。因此，五堆子对于陶乐农业经济的发展起过特殊作用，也是宁夏沟通毗邻省区、汉、蒙民族之间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其实，据史书记载，当时的界碑不止五碑。由于黄河扫崖，先后使几道界碑坍塌河心，随即又淤积出新地。双方根据大致方位加起土堆，后又陆续加到五堆。当初立下的界碑在逐年减少，代替界碑的就只有这五个土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此界碑还存两块，刻有“汉蒙界，乾隆五十年”字样，后来散失。

读《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发现有这样一段记载：“乾隆七年八月甲寅（1742年9月26日）工部议准甘肃巡抚黄廷桂疏称：宁夏府属之新、宝二县，前经奏准兴修惠农渠口，并加修沿河长堤一道、加筑横埂一道；嗣经给事中朱凤英奏称，渠口可开，则渠身可浚，渐开渐复等语。又据御史李原奏称，沙硷之地复经残毁，若欲修复旧规，徒劳罔济等语。部臣及九卿议请交臣等确查妥议。臣查惠农渠道地势，南高北下，自三堆子以上，地势高坦，自应补筑修浚。其三堆子以下，地洼沙松，诚难筑堤捍御，毋庸遽议修筑。现从四堆子起，至通润桥以下，直抵西山脚，截筑横埂一道……”

从文字所记之事看，是修浚惠农渠梢段的事，同时，文中提到了三堆子、四堆子这两个地名，而且从地理位置上看应该离惠农不远，或者就在惠农县曾经管辖过的惠北、灵沙这些地方。现在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有这两个地名的记载，它们应该在现在的什么地方，有无遗迹？既然有三堆子、四堆子，那就应该有一堆子和二堆子，如果有，它们又在什么地方？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现今倒是有一个五堆子，可是为什么到了河东的原陶乐县？

据《陶乐县志》载：“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黄河改向西流，将河西平罗东永惠堡部分地区甩到河东，因而与河东蒙古鄂尔多斯发生地界争端。”另载：“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廷派员前来勘定，以黄河旧流之地为界，钉桩立碑，在今五堆子乡境内立‘蒙汉界碑’五通，界内南北长18里，东西宽4里，属平罗县管辖，称‘内五堆子’，界外属鄂托克旗辖，称‘夷五堆子’。”

（供稿：石嘴山市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