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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唐太宗时代（第2页）

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典范，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他“任人唯贤”。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用。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征，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征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唐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所有的君王用人，都是立足当时选拔，而不是和以前的朝代相比。并且哪个朝代没有良才，就怕找不到而错过了啊！”唐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拉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都是少数民族。

同时，唐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征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征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唐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经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唐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像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成为美谈。

唐太宗是一个善于采纳大家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的君主，还能举贤任能，量才适用。只要是有才干的人，不论出身贵贱，不论从前跟随的是何人，都为其所用。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贤，不避远近亲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隋朝的旧臣有李纲、封伦；徐世勋、秦叔宝、程咬金则来自瓦岗军，这就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供了组织保证。随后，唐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王朝的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他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640员。精简了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的名言。事实也正是如此，他能做到“以人为镜”，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不仅能听取反面意见，而且“恐人不谏，导之使谏”，主动鼓励臣下提不同意见。为消除君臣之间的隔阂，减轻对方的畏惧心理，他在和大臣讨论问题时，总是和颜悦色。对于能够坦言直谏的人，还特别赏识，“以师友待之”。大臣李百药提出宫女众多，问题很严重，太宗立即下令释放三千宫女，任其自由嫁人。贞观三年，唐太宗准备将不满18岁的男子也征人军队，魏征坚决反对，他认为，如将全国的中男（18至20岁的男子）都去充军，租调徭役将无人负担。另外，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不能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太宗开始很不理解，但想一想魏征言之有理，还是收回了成命。这样的事例在贞观年间，多得数不胜数。许多人犯颜直谏，不仅没事，反而受到奖赏和重用。在当时，不管身份职位高低都敢于针砭时弊。在这种活跃的气氛下，唐太宗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加强了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正如太宗自己所说的：皇帝虽是美玉，还须来自良工巧匠--臣下的“琢磨”。

在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而太宗纳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

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人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后来，太宗下诏“宰相人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各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很少出现错误。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贞观初年，突厥奴隶主贵族仍不断发动南侵，极大威胁了唐朝北疆的安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唐太宗主张采取积极防御的对外关系策略，他先是采取克制态度，缓和矛盾；另一方面又积极训练士兵，准备坚决反击突厥。他亲自训练精锐，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公元629年（贞观三年），大将李靖等分道出击东突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平定东突厥之后，广设州府，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唐太宗还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使汉藏民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从此以后，唐北部边疆五十年太平无事。

公元635年（贞观九年），太宗又先后平定了吐谷浑，统一了高昌，打击了西突厥，开拓了与西方往来的商路，增强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他提倡“胡越一家”，“我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和四夷，皆养活之”。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以武力抵抗外侵外，太宗很少先动干戈。修好四邻，团结少数民族，使大唐王朝声威远播，唐太宗本人也在少数民族人民中赢得了“天可汗”的美誉。

唐太宗是封建社会最伟大和最开明的一位帝王，在其不算太长的帝王位置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唐王朝接下来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登上王位的二十多年后，国势昌盛、经济繁荣，这就是历史上受人推崇的“贞观之治”。贞观初年，中原一带“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局面不见了，现在是“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的升平气象。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5月，唐太宗终因积劳成疾，刚刚51岁就与世长辞了。虽然他当了二十多年皇帝，晚年也有不如人意之举，但纵观他的一生，他仍然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杰出、最伟大的封建君主，他的名字和“贞观之治”一起，被人们世代传颂。

“贞观之治”，是中国两千多年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曾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当时的世界而言，它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举世瞩目。究其原因，是与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分不开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唐太宗在位时的所有重大决策，每必与大臣们对照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以防止决策上的失误。因而，他在位的23年政绩，历来被史家赞誉为“贞观之治”。唐太宗总结自己领导成功的经验时，把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几乎每天必照不已。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唐太宗的话内含历史的真理，因而成了千古名言。后人只是将唐太宗话十的“古”字改为“史”字而已，内涵都一样。

通过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从少年时代起，亲眼看到了强盛无比的隋王朝被隋炀帝的暴政迅速推上灭亡之路的过程，他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他既亲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炀帝身上，悟出守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着清醒。

因此，在唐太宗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来自农民革命风暴对地主阶级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使他能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励精图治。

对于政治人物的评价从来都是不完美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从某种意义上他却不是一个好儿子，不是一个好兄弟。玄武门之变改变了他的命运，但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太子建成登上皇位可能会让唐朝像隋朝一样快速地走向覆灭，因为当时的唐朝确实需要一个像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但也有可能太子建成会避免很多在唐太宗时期埋下的危机……历史就是历史，没有成为历史的事情只有靠我们去猜测了。

一代诤臣

魏征（580～643），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魏征幼年适逢隋朝末年炀帝暴政，各地反隋的起义风起云涌。魏征因为起草书件受到瓦岗军首领李密的赏识，而来到李密军中掌管文书。这时王世充来袭，由于李密麻痹轻敌，结果全军溃败。于是魏征随李密到长安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下黎阳的徐世勋、魏州的元宝藏等瓦岗旧将相继归降了李渊。武德二年（619）十月，窦建德领兵南下，攻占黎阳，这时正在黎阳的魏征被窦建德俘虏。不久，李渊命李世民率大军东征洛阳等地。王世充、窦建德相继失败，魏征再一次来到了长安。大难不死的魏征这次回到长安，其才华仍然没有得到赏识，他在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做了一个小官，主管经籍图书。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派人找来魏征，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弟兄之间挑拨是非？”魏征神色自如，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太子没有听我的话，否则他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结果！”魏征的话顿时让大殿的气氛异常紧张，谁也不敢吭声。没想到，太宗竟然转怒为喜，反而称赞魏征的正直，不但没有处分他，还任命他做了谏议大夫。

魏征在任谏官期间，细心观察朝野政局，了解社会民间问题，几乎每天都向皇帝陈述时政，反映个人希望或建议。魏征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他的直言敢谏，使唐太宗既敬佩，又感到有些为难。说进谏，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说得好而且能管用。唐太宗起初用魏征其实就是用来进谏的：既然你摆出一副纳谏的姿态，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李世民其实很有口才，不管雄辩、诡辩都很擅长，要是参加辩论会也肯定能拿个最佳辩手，可是即使这样，也经常被这老头儿气得没话说。

公元626年7、8月间，魏征被提升为尚书右丞，兼任谏议大夫。后又署理左仆射职务，掌握唐朝中央行政大权。629年2月，魏征升任秘书监。秘书省和中书、门下、尚书省平行，届唐朝最高行政机关。长官名秘书监，从三品，领导著作局和太史局，可直接与宰相共同“参预朝政”。

由于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嫉妒，他们在唐太宗面前散布魏征的坏话，说他包庇自己的亲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处此事；温彦博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仍然毫不讲理地向唐太宗报告说：“魏征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检点自己，避讳嫌疑，因而受到了别人的诽谤。他虽然并无私情，但也应受到责备。”唐太宗公然同意了温彦博的这个报告，并派温彦博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对此当然很不满，第二天他就对唐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条心，这叫做一体。只有互相以诚相待，才能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如果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只考虑检点行为，避讳嫌疑，上下都这样，国家的兴衰也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了，觉得自己支持温彦博的意见不当，就自我批评说：“你说得对，我作错了！”魏征乘机继续发表意见说：“我希望你让我作一个良臣，不要让我作忠臣。”唐太宗不解地问道：“良臣和忠臣还有什幺区别呢？”魏征回答说：“良臣身享美名，君主得到好的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灭，只是得到了一个空名。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魏征的这番话，从政治上与唐太宗摊了牌，以进一步消除唐太宗对自己的猜疑，表明了自己对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唐太宗被魏征的话打动了，他连连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因此送给他绢五百匹。

魏征身任要职，时刻保持着清醒头脑，他从高度责任感出发，对太宗王朝出现的贪图安逸颓势，进行毫不留情地直率批评。他多次和忠直的大臣一起谏止了唐太宗大兴土木，浪费民力的行为。

贞观八年（643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见到少府监窦德素，问皇宫北门有什幺修建任务？德素根据实际动土情况作了回答。太宗知道此事后，便生气地对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自己南衙事务，皇宫北门有所兴建，这和你们有什幺关系！”玄龄等人拜谢认错。魏征不以为然：“我既不理解陛下的指责，也不理解玄龄等人的拜谢。玄龄等人，身为国家大臣，是陛下股肱耳目，所有兴建，怎幺能容许不知道呢？责备他们询问皇宫北门修建的事，实在叫人不可理解；况且其中有关国家利害关系，工役多少问题。陛下要是行好事，就应当帮助您去完成；要有不是、虽然已经动工，也应当劝阻您停止。这是君使臣、臣事君的一般道理。玄龄等询问，是正常现象，然而陛下大加责备，我实在不能理解；玄龄等不了解本职工作，只知拜谢，我也不能理解！”太宗惭愧，只好默认。

为了制止唐太宗宠信小人，疏远君子，魏征提出了精辟的论断，以打击歪风，扶植正气。贞观十一年（637年）前后，太宗派遣的宦官出使地方，为非作歹，影响很坏。为此，魏征上疏陈词，专门论述所谓君子与小人问题。魏征认为，凡事都要分清是非，区别善恶。皇帝要是“礼敬君子，王朝就不会出现弊政；疏远小人，歪风就不会上涨。”一个人总是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那幺，应该怎样对待这些问题？魏征的回答是：“小人不是没有优点，君子不是没有缺点。但君子的缺点，犹如白玉微瑕；小人的优点，就好象用铅做成明亮的刀子一样，经不起考验，一割即钝。铅刀一割，高明工匠并不看重，因为它的优点不足以掩饰其严重缺点；白玉微瑕，有经验的商人并不放弃，因为这点儿小毛病不足以妨害大的优点。”因此，他认为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蒙蔽，欣赏小人的小优点，看重君子的小缺点。如此下去，好人抬不起头来，坏人就可以胡作非为，结果造成上下隔阂，朝政混乱，清浊不分，国家的统治就不堪设想了。

从上述一些具体意见中，使人们进一步看到了魏征的为人。他在太宗统治日益走向黑暗的日子里，不畏强权，坚持已见，果敢地向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即使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贞观中叶以后的唐朝局面，也使唐太宗不能不考虑魏征的有益劝谏，暂时收敛某些错误言论，改正某些错误行为，对唐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贞观11年（637年），太宗腐朽言行更加明显，唐朝的弊政更加暴露。身负重任的魏征，感到十分不安，他在七个月时间里，结合国内时事，连上四道奏疏，深刻阐明自己对当前社会许多问题的看法。希望唐朝统治者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复归正道，继续维持封建统治。

这年正月，唐太宗曾动用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洛阳西苑修建华丽的飞山宫。为此，魏征上了第一道奏疏。疏中首先指出：自古以来，皇帝即位初期，都希望德高天地，百代无穷，然而很少有好的下场，总是不免要消亡。这是什幺原因呢？他认为，主要是失去治国安邦之道所造成的。

魏征认为统治者要治理百姓，应从统治者自我修养着手，因而他提出所谓“十思”，作为修养的标准。不仅如此，魏征还引经据典，着书立说，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比如《群书治要》，《自古诸侯王善恶录》等书，是为唐太宗及其王子们编纂的。该书从前代大量儒家经典中，搜集许多有关治国安邦的道理、经验和教训以及所谓“明王”、“暗主”的言行事迹，希望读者从中吸取教益，“以为鉴戒”、“临事不惑”，而有助于自己的统治。

魏征的为人，坦白直爽，生活也较为节俭。他平素能够克制自己，同一般腐朽官僚有所不同，既不偏好声色犬马，也不喜欢铺张浪费。魏征死后，唐太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下令举行规模盛大的葬礼。魏征妻子裴氏辞谢说“魏征平素节俭朴素，如今按一品朝官葬礼，物品仪仗都非常丰盛，恐怕不是他所愿意的。”太宗只好根据死者愿望，免去那些豪华场面和丰盛殉葬物品，只用白木车子、白布车帐送葬。由此可见魏征的为人了。

魏征“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魏征死后，太宗非常悲痛，想念不止，时常到凌烟阁去看魏征的画像，做诗追悼魏征。魏征之死。对唐朝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唐太宗慨叹地对臣僚说：“现在魏征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唐太宗把魏征当作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发自肺腑的赞美。说明魏征在太宗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唐太宗和魏征之间，一个能开明纳谏，从善如流；-个能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堪称君臣合作的典范。魏征之所以成为封建官吏的典范，留下千古绝唱，除有同封建统治有共同利益外，主要还有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就是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

千古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