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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第1页）

第四章元世祖忽必烈时期

孛儿只斤忽必烈庙号：元世祖在位：1260～1294年

旷世一帝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成吉思汗去世时，忽必烈的父亲拖雷曾临时任监国，后由拖雷之兄窝阔台继汗位，为太宗。太宗死后，皇权转到了拖雷系，由拖雷主子，忽必烈之兄蒙哥继位，为宪宗。

太宗在位时，年轻的忽必烈身为藩王，就初显锋芒，他同诸多中原汉族士大夫、有识之土建立密切联系，虚心请教治国方略。在忽必烈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汉儒幕僚集团，使得忽必烈的治国思想朝着不同于同辈皇兄弟的方向发展。

忽必烈在漠北和林时，汉僧刘秉忠就提出了“以马上得到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大问题，并以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

他还进一步论述旧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职、饬赋税，采用

汉法，这对忽必烈思想意识的转变具有极大的影响：

南宋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另一汉族知识分子怀化（今属山西）人赵壁也奉召来到忽必烈的府下。赵壁曾跟随著名文人李微、兰光庭学习，颇通儒术，很受忽必烈的信任。通过他们的帮助，忽必烈对中国前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已颇为了解。

1258年（南宋理宗宝祐六年），蒙哥发动三路大军进攻南宋。他亲自率领主力军打四川，命忽必烈攻鄂州（今湖北武汉），老将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合台从云南包抄过来，打潭州（今湖南长沙）。三路大军准备在鄂州会师，一起进攻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蒙哥的大军攻占了利州（今四川广元），沿嘉陵江南下，准备进攻重庆。这年年底，蒙古军到达合州（今重庆合川）。合州在嘉陵江东岸，地势险要，是重庆北边的门户。10多年前，南宋名将孟珙就在合州东边钓鱼山筑城修堡，防备蒙古军队。孟珙死后，部将王坚守合州，他调集十万军民扩建了钓鱼城，加强了防御能力。第二年春天，蒙古军队到达合州城下，双方展开激烈的攻守战，蒙古军队始终没能攻破合州和钓鱼城。夏天来临，天气炎热，从北方来的蒙古军队很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许多蒙古士兵得了痢疾。蒙哥很着急，就亲自率领军队猛攻合州城，还是攻不下来。前锋汪德臣选择了一批精兵，组成敢死队，趁黑夜爬上城墙，王坚率领宋兵拼命抵抗，再次将蒙古军击退。合州城未下，汪德臣病死。不久蒙哥也病死营中，蒙古军只得退兵。

这时候忽必烈正在向鄂州推进，蒙哥的死讯传来以后，为了能北上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他加紧进攻鄂州。此时南宋援军已到，鄂州一时攻不下来，而幼弟阿里不哥正准备抢先在和林登大汗宝座。忽必烈一筹莫展。这时候，南宋宰相贾似道派人来求和，谋臣郝经向忽必烈献计：一面派遣军队去迎接蒙哥的灵车，抢先夺下大汗的宝玺；一面与贾似道议和，签订密约，迅速撤军，派轻骑兵赶到燕京（今北京），防止阿里不哥的势力南下。忽必烈采纳了他的计策，于1260年春天赶到开平，召集支持他的诸王贵族开会，宣布即位。并且按汉人纪元的方法，把当年定为中统元年。元朝有年号，也自忽必烈始。

阿里不哥是拖雷的小儿子。根据蒙古人“幼子守灶”的习惯，他负责留守蒙古国的都城和林。在阿里不哥周围的一批蒙古贵族都反对“汉法”，主张用蒙古法来治理国家，他们对忽必烈的汉化政策自然是反对的，拥护阿里不哥继位大汗也成了他们的理想。蒙哥死讯传来，阿里不哥立刻采取夺位措施：一方面发布大赦令，任命他的支持者担任各级官吏；另一方面派军队占领燕京和陕西一带，摆开阵势，准备阻止忽必烈北上。谁知忽必烈比他动作更快，出其不意地拿下燕京之后，已经在开平即位了，阿里不哥只好匆忙在和林召开大会，宣布自己为大汗。

阿里不哥岂是忽必烈的对手，正在和林的“大汗”阿里不哥大赦大封的时候，忽必烈已经采取了军事行动。忽必烈先派畏吾儿人廉希宪到陕西，把阿里不哥的支持者全部清除；自

己则亲自带兵打和林。阿里不哥从和林逃走。他怕忽必烈追来，就施出一套缓兵计，派人向忽必烈表示忏悔，并承认忽必烈为大汗，还说：“本当马上亲来朝拜，只因现在马匹很瘦，等马匹养肥之后，再同察合台汗国的阿鲁忽王等一起来朝拜。”忽必烈回答说：“我相信弟弟说的话，但是希望弟弟不必等待其他诸王，可先到我这儿来会面。”于是他派堂弟也孙哥驻守和林，等待阿里不哥，自己先回开平了。

中统二年（1261）秋天，阿里不哥眼看马儿已经养肥了，假意派人到和林也孙哥那儿投降，也孙哥信以为真，毫无准备。阿里不哥发动突然袭击，又把和林夺了回去。忽必烈得到消息，马上带兵迎战，双方交战于戈壁沙漠以南，阿里不哥大败，逃回和林。不料阿鲁忽王此时也起兵反对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只得逃往今天的新疆地方。以后阿里不哥多次被打败，加上蒙古高原上年景不好，发生了饥荒，支持他的诸王眼看阿里不哥没有希望了，纷纷向忽必烈投降归顺。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只得在至元元年（1265）硬着头皮来向忽必烈请罪，被赦免，但在一个月后就“病死”了。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月，忽必烈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把中央政权机构设于此地。这一举动一方面避开了叛乱诸王的威胁，立足于人力、物力俱丰的中原地区，以驾驭幅员辽阔的大蒙古国；另一方面，显露了忽必烈在取得蒙古大汗地位之后，志在灭掉南宋，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宣布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以一个新朝雄主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在即位的最初几年里，忽必烈致力于巩固汗位，对南宋只求维持现状。至元四年（公元

1267年），忽必烈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作了长期备战之后，便举兵南下伐宋。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正月，元军攻克襄阳。

元军占领襄阳之后，就等于一脚踢开了南宋的大门，南宋王朝的灭亡是无可挽回了。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二月，南宋的最后据点崖山被攻破，南宋灭亡，全国统一于元。

发达的海上漕运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正式即位为皇帝，并开始实施南下攻打南宋的计划。此时南宋占据着临安（今天的杭州）等地，忽必烈极其需要一条通道，来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

蒙古人作为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一向惯于陆地作战，他们向南方进军时，亦聪明地懂得如何利用海洋——他们不仅收纳了背叛的南宋海军，拥有规模庞大的海洋战舰，大型的海洋货船；还从另一条看起来更不可能的途径——海盗——得到了帮助，建立了从东南亚至波斯湾的海外贸易，以及一个稳定的海上粮食运输系统。

长江出海口处有几个岛屿，其中最大的一个为崇明岛。崇明岛四面环水，易守难攻，13世纪的时候已不受宋朝政府的控制，成为海盗的自由天堂。13世纪中叶，此地有两个著名海盗：朱清和张瑄，他们率众“啸众剽劫”，贩卖私盐，掳掠富商巨舶，最多时曾纠集海盗近千人，船只五百艘，活动范围南至通海，北至胶东半岛和莱州湾，后被南宋招安。

1273年，朱清和张瑄背叛南宋，成为元水军的重要力量，朱清被授予代理管军千户的武职。三年后，两个前海盗接到了一个任务：运送南宋库藏。那一年，元军攻占了临安，南宋降臣建议丞相伯颜把南宋的库藏，包括档案、图表、祭祀器具都运送到当时元朝的首都元大都来，以备修宋史时用。但当时的淮东地区仍在南宋将领的控制之下，所以，伯颜想到了海道运输，他将此任务交给朱清和张瑄，并获成功。

六年之后，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粮食迟迟不到，而且内河粮运的运费昂贵，伯颜因而想起1276年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事。

伯颜将此法上报忽必烈后，忽必烈权衡了不同漕运方案的利弊得失，决定采纳丞相伯颜的建议，下令建造60艘海船，招募大量熟悉海上情况的船工、船员，任命朱清、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负责海上漕运。

1282年元朝政府的60艘平底船建造已毕，在朱清和张瑄的主持下，漕船在今天的江苏省太仓县浏河装粮，大船装载1000石，小船装载300石，60艘平底海船共装运漕粮4。6万石。船队离开港口以后，经扬州，过海门县以东的黄连沙咀和万里长滩，然后向西北航行，到达淮安、盐城县，再往北行，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北上，在今天的山东荣成地区折转向西航行，到达登州古港，继续西行进入今天的海河口，整个航程历时四个多月，所有粮食于1283年3月到京。数目虽不足观，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这次航行证明了海路运输粮食的可行性。当时张晃为有一句诗“国初海运自朱张，百万楼船渡大洋”，就是形容当时海上运粮的情景。

出航成功使得元朝统治者对海上漕运更加重视，至元二十年（1283年），朝廷建造漕船2000艘，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又增加了3000艘，全部投入漕粮运输。海运漕粮的数量逐年增加，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漕粮年运量达到了159万石。

此时忽必烈正一心想入侵日本和占婆（今越南南部），需要大量船只和水手，而且当时元朝的经济力量还无法建造适合大量运输大宗货物的平底船。所以他决定依赖商人和海盗来完成这危险的海上航行。

他把组织人员运粮的任务全权交给朱清和张瑄。两人有选择人员的权力，甚至不经朝廷的批准就可授予官职。13世纪80年代早期，建造一艘排水量在1000料（料为古代测舟船之载重单位）的大船的花费，大约是100锭，而1000担米的运费是170锭，利润如此之高，海路商人们当然不会错过时机。因此朱清和张瑄手下马上聚集了盐商、盐工、船主，渔民、漕运官员和水手几万人，两人也邀请东南沿海的海盗加入。

这项政策给了商人巨大的利润空间，鼓励商人多方参与，最后粮食运输取得空前成功。半个多世纪里，海路都是元大都粮食供应的主要途径，到1341年达到了最高峰，运送米的数量达360万石，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1287年朱清疏浚娄江（今浏河），开刘家港海道通往直沽，朱张二人和他们手下的船员移居到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繁忙的港口，琉球、日本、高丽商船也进港贸易，刘家港遂有“六国码头”之称。

朱张二人的权力很快就从海上扩展到陆地，成了中国东南部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13世纪80年代，太仓出了100多位高官，12个人官至万户侯，64个千户，还有40个百户，其中大多数是朱张二人的子侄和亲戚。

而朱清本人更是权倾一时，元大德四年（1300年），他被擢升为江南行省左丞，执掌元朝的漕运大权。《续资治通鉴？元纪》上说两家“宗戚皆累大官，田园馆舍遍天下，巨艘大舶交诸番中，车马填塞门巷”。

月盈则亏，常常有官员向上递折子，对他们提出指控。但因着他们纵横大海的能力，元朝统治者不仅没有惩罚朱张二人的飞扬跋扈，还发布公告，宣称朝廷对他们完全信任。

1303年，忽必烈之子铁木耳病重，皇后摄政，有人抓住这个机会控告朱张二人谋逆。谋逆在当时是不可恕的重罪，皇后下诏将朱清、张瑄及其家人押解到北京，朱清一怒之下自杀，张瑄和他的儿子文虎被处死。

此后，朱张二人的财产，包括海上的船舰、陆上的土地和家中珠宝都被充公。为处理两人的财产，朝廷特意设置了钦差大臣，两人生前富甲一方，光核对和追查隐藏的财产就花费了6年功夫。

虽然朱清和张瑄被处死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但是元朝统治者并没有按照传统对谋逆罪的处置，进行“株连九族”，更没有处理跟着他们进行贸易活动的其他人。这在朝廷是有着复杂考量的——对于元朝来说，海路不能完全禁绝，放过朱张二人的家人和属下，可以靠这批熟手小范围地继续保持海上贸易活动，海路粮食运输也不会受到太严重的损伤。

但不管如何，朝廷不会让个人再如此大权在握，中饱私囊了。二人死后，朝廷将海运收归官有，在朱清和张瑄的时代，监管海上贸易的官员至少有4个万户侯，24个千户，他们死去一年之后，平江路（今苏州附近）的长官接管了海上运输的任务，大大简化了行政程序，只设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副万户三员。千户所按地区划分，改为11处，只设达鲁花赤、千户和副千户。

元朝统治者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运输，事先付给高额运费，这种运输体系，可以让普通百姓免服运输粮食的徭役，政府也不必增加负担增设官僚结构来管理，号称“一代之良法”。《元史》上说“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