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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第2页）

因此，除了朱清和张瑄倒台后那段时间，元朝一直实行这种政策——利用海盗和商人来运输粮食。元朝统治者征募海上商人的做法大大刺激了造船业。在1294年，可造出的最大的船也不过装载1000担米，随着海上运输的增多，船的承载量越来越大。到了1314年，最大的船可以装载8000到9000担米，最小的船也可装载一两千担，可见船只及其载重量的进步。

在鼓励海运的同时，元朝统治者也没有忘记陆运，为了航运顺利，1289年，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起自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至临清抵达御河，全长250多里，建闸门31道。两年后，在郭守敬建议下，忽必烈又用二百八十多万劳工，开凿了通惠河。元政府对入河船只的载重做出限制。初开会通河时，只允许150料的船只通过，商人们建造的船慢慢增长到300-400料甚至500料，这是朝廷付给商人高额运费，刺激商人建造船只的结果。但却造成了不良结果——因为航行船只过多，大运河上船舶的运输速度则减慢了。

但可惜的是元朝的海运政策没有被明朝继承，到了明代，刘家港和澉浦两个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很快沉寂下来，被人遗忘。

蒙古大将伯颜

元代名叫伯颜的人很多，史书有载者就有二十九人。这里说的是领兵攻宋的伯颜。他在攻宋之前，有《奉使收江南》一诗，道是：

剑指青山山欲裂，

马饮长江江欲竭。

精兵百万下江南，

干戈不染生灵血。

平宋归来，他又有《过金陵梅岭冈留题》一诗，云：

马首经从岭岛归，

王师到处悉平夷。

担头不带江南物，

只插梅花三两枝。

那么，伯颜是不是像他自己说的这样威而不杀、慎洁清廉呢？从有关他的史料来看，这两首诗确非夸大之辞。

伯颜（1237年～1295年）的曾祖父和祖父曾随成吉思汗南征北战。父亲在西征途中，伯颜出世。有一次伯颜被西征军作为使者向忽必烈奏事。忽必烈看他相貌堂堂谈吐不凡，就说：“伯颜是个人才，还是留在我的身边吧。”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拜伯颜为中书左丞相，领兵南下伐宋。伯颜辞别时，忽必烈对他说：“当年宋太祖的大将曹彬奉命进攻南唐，曹彬从不滥杀无辜，一举平定江南。你要体会我的这种心情，效法曹彬，不要让我的人民横遭锋刃。”

伯颜和另一大将阿术领兵20万，水陆并进，一路所向披靡，连败宋军，直逼江州（今江西九江），宋兵部尚书吕师夔不战而降。伯颜让他担任江州太守。吕师夔设宴款待伯颜，酒酣耳热之时，吕师夔叫上两个盛装打扮的女子，说这两个姑娘是从宋宗室中挑选出来，作为礼物献给伯颜的。伯颜大怒道：“我奉圣天子之命，以仁义之师来向宋朝问罪，女色岂能动摇我的志向？”吓得吕师夔赶紧跪地求饶。

在攻宋期间，正逢疫病流行，百姓饥饿难耐。伯颜下令开仓赈饥，发药治病。百姓大为感激，称伯颜的军队为王者之师。当时天气暑热，北方人水土不服，世祖下诏停战，等明年秋天再出兵。伯颜上奏：“我军攻宋，正如追逐猎物，好不容易才扼住它的咽喉，稍一松手，它就会逃掉。现在不该回兵，而乘胜前进，才能一举获胜。”忽必烈叫使者传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战事由丞相决断。”

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伯颜率领元军包围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宋朝的大臣求伯颜可怜可怜年幼的赵显和年迈的宋太后，讲和退兵。伯颜冷冷地说：“你们赵宋当年就是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得政权的，今天又从孤儿寡妇手中失去政权，这不是天意吗？”二月，宋恭帝在太后的操纵下，上表求降，并交出传国之玺。南宋就此灭亡。

伯颜很注意君臣之义，处事非常谨慎。他率军兵临杭州后，下令封存府库，登记钱谷；将士不得入城，敢于暴掠者，军法从事，以致杭州“九衢之市肆不惊，一代之繁华如故”。杭州的“金玉锦绮，珍异奇古之玩，所在充溢”，伯颜看也不看。谢道清要赵显面见伯颜，伯颜不同意，说：“没有入朝面见圣上，我不能先见。”命郎中孟祺入宋故宫宣诏，对南宋君臣，不得给予侮辱。赵黑的母亲全太后，对六岁的儿子说：“承蒙大元皇帝的恩德，给你一条活命，赶快拜谢。”由是母子乘肩舆出宫北上。

伯颜平宋归来，忽必烈命百官郊迎。阿合马新任平章政事，为巴结伯颜，比别人先到一步。伯颜为了表示谢意，把身上系的一条有玉钩的绦送给阿合马，说：“宋宫室的宝物很多，但我实在没有取什么东西。以此略表敬意，请勿嫌薄。”阿合马不信伯颜对宋之宝物一无所取；只送玉钩绦，是对他的轻视。不久，阿合马诬告伯颜私收了宋室的玉桃盏，忽必烈教人审查，因无证据，也就不了了之。阿合马死后，有人把玉桃盏送给忽必烈，忽必烈感慨地说：“差一点冤屈了我的忠良之臣。”

“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三两枝。”不爱色，不贪财，像伯颜这样的忠臣良将在元朝实在少见。

敛财能手阿合马

《元史·奸臣传》第一个就是阿合马。

阿合马，回回人，生于中亚的费纳喀忒。初隶于弘吉剌部的按陈那颜，按陈的女儿察必嫁给忽必烈后，他作为“媵臣”入宫，“执宫庭洒扫之役”。忽必烈见他勤快，很喜欢他。中统三年（1262年），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委以理财之任。至元元年（1264年）新中书平章政事，此后兼制国用使。至元九年（1272年），尚书省并人中书省，又为中书平章政事十年之久。阿合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在不断提高政治上的权势。

阿合马之所以得宠于忽必烈，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理财”。也就是说，他懂得如何大肆搜刮，增加朝廷收入，以满足忽必烈在财政上的巨额需求。

首先是赋税，阿合马极力追征逋赋，加重了农民负担。征宋战事不断，农民艰困，一些地方减免赋额，阿合马认为这会使国用不足，坚持按旧额征收；此外，盐、茶、酒、醋的税额也不断增加。因此，在劝衣政策下恢复了的农业生产，没有给农民带来许多好处，而是经过阿合马之手充实了元朝的国库。其次是官办矿冶，其中铁冶的规模最大，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也最密切。但是阿合马实行官办铁冶，铸造农器官卖；价高路远，很不方便，甚至耽误耕作。再次是钞法，阿合马通过大量发行无本的纸钞来收进社会上的财富。于是，“钞轻物重”，纸钞贬值，物价踊贵。1276年江南平定前后，阿合马又力促忽必烈在江南以中统钞更换南宋的交会，并实行盐与药材的官卖。

阿合马感到遵循汉法建立起来的国家机构有碍于自己“理财”，便千方百计地去控制、变更或削弱这些机构。至元三年（1266年）增立制国用使司，他兼领使职。至元五年（1268）御史台新立，他害怕它的监察职能，屡屡奏请撤销，未能得逞，又百般钳制它发挥作用。这时，木华黎的后裔安童为相，站在汉法派一边，对他有很大妨碍。至元六年（1269年），他奏请升安童为太师，企图架空安童，但未得逞。第二年，他又奏立尚书省，以排挤和取代中书省的权力，他任尚书省平章政事。

从此，他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到重要岗位。安童进行干预，他公然说：“大小事情都交给我办了，用什么人，应由我来挑选。”至元九年（1272年），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是阿合马以尚书省的班底去控制中书省。“一门悉处要津”，他的子侄都担任重要官职。譬如，至元十年（1273年）时，他的儿子忽辛是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江南平定后，他的另一个儿子抹速忽出任杭州达鲁花赤。他又广为收罗党羽，不少商贾向他行贿而取得官职。他广占美女，甚至献美女的人也可以得到高位。从忽辛开始，他的部属往往利用职权经商，而且侵盗国库大量财物。渐渐地，阿合马家族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宝。

对于阿合马的罪行，忽必烈也有所觉察。但对宋战争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如果没有人出面替他搜刮是不行的，所以他舍不得罢免阿合马。他曾对人说：“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三者兼备，才能做宰相。回回人中只有阿合马够资格。”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忽必烈按惯例离开大都去上都，真金随同，阿合马、张易（中书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等留守大都。益都千户王著看到人心愤怨，密铸一大铜锤，立誓以锤击毙阿合马。三月十七日夜，王著与高和尚合谋，联络80余人，假称皇太子还京做佛事，进入大都。守宫官员忙兀台、张九思等察觉有异，集合卫士进行防备。但张易听从王著矫传的皇太子令旨，发兵来到东宫。王著等到达东宫南门，呼唤阿合马出来迎接。阿合马刚一出门，王著当即把他抓住，用藏在袖中的铜锤砸碎了他的脑袋。又把阿合马同党郝祯叫出来杀了，把张易囚禁了。这时，张九思赶到，指挥宿卫出击，乱箭齐发，起事者溃散。王著挺身而出，泰然就缚。接着，高和尚也被捕。忽必烈闻报震怒，立即派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等急赴大都镇压。二十一日，王著、高和尚、张易都被处死。王著临刑时，“气不少挫而视死如归”，他大声说：“我王著为天下除害，今天要死了，将来必定会有人记述我的事迹。”他死时年仅29岁。

对于阿合马被杀的过程，《元史奸臣传》中这样写：

十九年三月，世祖（忽必烈）在上都，皇太子（真金）从。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会妖僧高和尚，以秘术行军中。无验而归，诈称死．杀其徒，以尸欺众，逃去，人亦莫知。（王）著乃与合谋。以戊寅日，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诣中书省，令市斋物，省中疑而讯之，不伏。及午，（王）著又遣崔总管矫传令旨，俾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以是夜会东宫前。（张）易莫察其伪，即令指挥使颜义领兵俱往。（王）著自驰见阿合马，诡言太子将至，令省官悉候于宫前。阿合马遣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数骑出关，北行十余里，遇其众，伪太子者（王著徒众）责以无礼，尽杀之，夺其马，南人健德门。夜二鼓，莫敢何问，至东宫前，其徒皆下马，独伪太子者立马指挥，呼省官至前，责阿合马数语，（王）著即牵去，以所袖铜锤碎其脑，立毙。继呼左丞郝祯至，杀之。囚右丞张惠。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官皆遥望，莫测其故。尚书张九思白宫中大呼，以为诈，留守司达鲁花赤博敦，遂持梃前，击立马者坠地，弓矢乱发，众奔溃，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王）著挺身请囚。

《元史》的《裕宗传》中也记载：“盗（指王著一伙人）知阿合马所畏惮者，独太子尔，因为伪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杀之”。种种记载，都讲真金太子与阿合马被杀案无牵涉。但是，“元之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是盖当时史臣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之尔”。其实，杀阿合马的真正幕后指挥者，肯定是真金太子及其汉人高级幕僚，否则，张易那么一个枢密副使级的高官不会参加此事（虽然《元史》称其是被“矫旨”所骗）；王著一个千户，也没那么大能耐熟门熟路计划周详地杀掉当朝宰相。

真金太子之所以下决心杀阿合马，也与这位权臣先前诬杀御史中丞汉人崔斌有关。崔御史曾上章弹劾阿合马，阿合马很恼怒，便公报私仇，把崔斌排挤出中央后，仍然捕风捉影寻个罪名置崔御史于死地，使得太子及其手下诸臣忍无可忍。所以，王著等人挺身而出，杀阿合马事成或不成，均不会真正把真金牵入案中。

大都乱起，中丞也先帖木儿跳上马，“驰奏世祖”。当时忽必烈正驻跸于察察脑儿，距上都不远。听闻自己手下“财神”宠臣阿合马被杀，“闻之震怒”，即日回到上都宫城，下令枢密副使孛罗等人率兵飞奔大都，“讨为乱者”。

阿合马已死，王著被擒，剩下的高和尚等人本来就是棋子，很快被悉数擒获。此时，忽必烈并没有意识到阿合马之死是真金太子及其汉人幕僚策划，还令太子名义上主持会审王著案件。当然，太子本人不办案，实际的主审官是孛罗。

孛罗不傻，自然不会跟“储君”真金过不去，加上他自己也憎恶阿合马的跋扈，心中对这位回回人的死亡，只有暗喜而已。

案件迅速得以审结，“诛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杀张易。”“醢之”，即把尸体剁成肉酱，此诏肯定是忽必烈亲自指示，可见当时他对宠臣被杀一事的悲愤。而且，张易是否主动有预谋参加杀阿合马行动，并无确凿实据，杀掉如此高级别官员，实是老皇帝震怒下的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