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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兰山随军的日子里(第1页)

在贺兰山随军的日子里

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在宁夏和贺兰山生活的那段经历,有幸福和快乐,同时也有伤感和酸楚。六年的光阴,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家境变迁转途城乡

我与爱人是小学到初中的同班同学。

那个年代,男女相处都很正统保守,一个班男女分开坐,见面不说话。什么谈情说爱,根本没有的事,只知道同学叫什么名字而已。

一直到初中毕业,上高中我在县城一中,他在离家四十里路的夏官营镇县二中,三年多从未联系,更没见过面。

1980年高中毕业高考,我名落孙山回到乡下务农,他金榜题名考上了军校,当时轰动了十里八乡。他是恢复高考后,从大山沟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这年他和我都刚满十七岁。

我在乡下务农一年多,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除了不会犁地,什么拉架子车、砌猪圈、拔麦子、打连枷、搬砖头、卸石灰、放羊等,农村妇女能干的活儿我都会干,这一干就是两年。

其实我六岁前也是城里人,父亲从部队转业到气象站工作,就把全家从老家农村迁到了玉门市。

1969年爸爸响应国家提出的:“我们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把我们全家又迁回了甘肃会宁农村老家。由于遇上自然灾害,庄稼几乎绝收,家里生活十分困难。

1973年父亲又把我们全家迁到兰州市榆中县农村,一直待到1982年落实政策全家返城。我从黄土地里刨食吃的农村人,又变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这是当时多少乡下人梦寐以求的夙愿。

后来我被兰州毛纺厂招工,成了一名纺织女工,城里招来的工友说,当工人又脏又累,可我觉得比起农村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简直是天壤之别。起码不风吹日晒,每周还能在大澡堂洗一次澡,身上没有臭汗和泥土的味道,更重要的是每月有“旱涝保收”的工资,是“铁饭碗”。

初识军人“鸿雁传书”

一天我在家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他们穿着绿色军装,带着军帽,帽子上的红五角星格外鲜亮。

仔细端详,其中一个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他们从宁夏到兰州出差,顺便过来看看我。他们在我家坐了一会儿,问我要了地址就走了。

不久,我收到了一封他从部队寄来的信,从此我们开始“鸿雁传书”,但始终仅限于同学之情。后来父亲知道他对我有意,便给我做思想工作。

我父亲1950年参军,是甘肃定西军分区骑兵连一名解放军战士,他对部队和军人有特殊的情感,觉得让我嫁给军人最可靠。还说小伙子人老实,上进心强,将来肯定能当个团长。我当时也不知道部队上的职务等级,只感到团长这官应该很大,很厉害。咱没见过大官,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尤其是国民党的团长,耀武扬威,还娶好几房太太。不过现在是新社会,只能一夫一妻。

最后,我还是听从了父亲大人的话,与他开始深层次的书信交流,感觉他人品好,有文采,又有责任心,内心也很细腻,这才和他正式谈婚论嫁。

随军家属“个中滋味”

1986年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我们在银川新市区兰州军区守备师(由62师改编)师部举行了婚礼,从此我成为一名军嫂。那时部队都把军人的妻子称作家属,我爱人当时是师宣传科干事。

婚假期满后我回到兰州上班。结婚前我对生活充满美好憧憬,成家后才知道了两地分居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要承受那么多的孤独和寂寞,要用柔弱的肩膀担负起小家庭的一切,更没想到还会有捉襟见肘、困难重重的日子。

不久,我爱人调到守备师二团六连任指导员,当时连队在西湖农场执行生产任务。后来我因怀孕引起孕症高血压,双腿浮肿,连鞋都穿不上,整天穿着拖鞋,不能正常上班,只好请病假到西湖农场爱人这里住了半年。

西湖农场的平房破旧不堪,我们住的房子外墙用一根很粗的树杆顶着,冬天西北风刮出像火车飞驰的声音,我总是担心房子会被风刮倒。

屋里用报纸糊的顶棚,颜色发黑发黄,上面总听着有老鼠来回窜动,墙顶角有个洞,晚上老鼠顺着墙角跑下来,在铁锅边上磨牙,老鼠个头很大,根本就不怕人,我每天晚上被老鼠吓得不敢睡觉,现在想起都不寒而栗。

我回到兰州继续住在娘家。俗话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我成家了本该离开娘家,可我嫁给了军人,一没房,二没钱,婆婆家远在乡下,我无处依靠。

爹娘看着我可怜,心疼我,仍然让我住在家里,一直到我们有了孩子。

孩子满一岁时,爱人找了战友表哥家的一间平房,我带儿子从父母家搬了出来,开始独立生活。房子太小,只有十平米,夏天屋里太热,没法做饭,只能在房檐下支个烧煤炉凑合,遇到刮风下雨,吃饭就成了问题。

八号泉驻军大武口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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