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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养生之术 勇于实践身体力行（第2页）

文正守其王父星冈先生之教，未明求衣，明炮一响，即布席早餐矣。在东流幕中，与予及李肃毅、程尚斋都转、李申夫方伯共饭，群以为苦。文正亦知之，尝笑曰：“此似进场饭。”攻克安庆后，予以九月朔归家，置酒为饯。席间从容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能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诸人求免进场饭。”文正笑颌之。故予以书调李肃毅云：“从此诸君眼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食一祝我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荷感荷。惟尚斋、申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饭钱耳。”此虽一时戏谑之语，当时情事，亦可想见。

这些人都以早起吃饭为苦事，以至于曾国藩将之比喻成死囚入法场前吃的那顿饭—样，更可见早起之不易。

早起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其次，早起焕发精神，吃早饭营养充足，白天做事效率较高。再次，早起能够充分考虑好一天要干的事情，对所要做的事情根据轻重缓急予以合理安排，从容应对，所以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一个群体、军队，都能早起，则显出一番振作有为的气象。

李鸿章当时以早起为苦，若干年后，他才感到受用无穷。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女婿吴永说：“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办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胧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习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总结为人、用兵、治家、居官的失败规律，都离不开一个“惰”字，他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人败离不得个‘逸’字”；“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他所列举的“居官四败”中，第一条就是“昏惰任下者败。”惰为败征，因此必须加以克服。他还说过“百种弊病皆从懒生”，认为懒惰是恶行、疾病的根源。“勤者，逸之反也”，“动，所以儆惰也”，克服懒惰，要靠“勤”字。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曾国藩作了一篇“习劳而神钦”的伟论，论述了懒惰的危害性以及以勤制惰的道理，他说：“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在这里，他谈到了“勤则寿，逸则天”的养身之法，认为勤不但可以兴家办事，还可养生。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懒惰不仅为败事之兆，还是致病之源。“劳则善心生，佚则**心生”，“天下百病，生于懒也”，“百种弊病皆从懒生”，这些都是他亲身体验的结果。这些病既包括为人办事的毛病，也包括身心的问题。

从生理学上讲，如果贪图安逸，肢体不经常活动，其柔韧性，抵抗能力都会大大降低，一旦有病菌侵入，就很容易生病。勤劳则是在做事的同时，也锻炼了身体，如果适度，实际上是一举两得。

一个人勤劳，不但锻炼了意志、毅力，在劳作的时候集中精力乐在其中，反而觉得很愉快，所以曾国藩称“勤”是生动之气，而惰则是衰退之气。如果贪图安逸，说明此人没有远大理想，没有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意志，实则百无聊赖，心灵空虚，并无快乐可言。为了填补空虚，他可能要采取一些不好的行动，养成更坏的习惯，由此走向末路。

曾国藩自己戒掉了烟瘾，也与勤奋有关。他认为，吸烟使人志气颓靡，百事俱废，当然无法勤以治事。他说，“绿营兵弁大半吸食洋烟，正是‘勤’字反面。”除吸烟外，其他不良嗜好也是“勤”的反面。何升任山西巡抚，曾国藩就告诫他：“激励之法，则以‘勤’字为先，又以远声色、屏嗜好为‘励’字之本。”勤劳之人，不良习惯必少，亦因此之故。

即使是早起，也有增益身心作用，如果行之有常，“其功实能长精神却疾病。”他对曾纪泽说：“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

勤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勤”得过了头，也将适得其反。须知人的寿命、精力有限，倘若不加调理，埋头蛮干，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忙于小而疏于大，或者违反养生之道，损害身体。诸葛亮事必躬亲，他的勤劳无人能及，而不但未成事功，他自己也因此寿命短暂。曾国藩因勤而胜，好在他能松能暇，为官治军中，时常以文章、书法自娱，有所调整，因此能耐得劳苦，成就大功。

4．张弛有节，劳逸结合

人生短短几十年，要想在人文地貌上冲刷出个人的印迹，是多么艰难啊!所以，成大事者无不珍惜时间，殚心竭虑。曾国藩说古今能胜大任者，都是身心疲劳之人。但是，事物运动的节奏讲究一张一弛。一张强弓，总被拉满，真正用的时候就会失去劲道。所以成大事者又需要用暇心调适。什么是“暇”呢?

“暇”是高压炉上的减压阀。当大任者常要冒大险、决大疑，身心所受的负荷和紧张非常人所能想象，久之则身心疲惫：闲暇正可调节舒缓紧张的节奏，使人得到休养，恢复精力。

“暇”是白虎节堂中的山水画。封建士子在儒家的熏陶下讲求积极入世，求取功名。然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心底，也往往给道家留下一块净土。他们向往一种可望而难及的逍遥自在、恬淡冲退的人生之道。这是心灵深处的“暇”，是悠闲自得的人生状态，是摆脱负累的精神自由。

有的时候，“暇”也超出了其本意，成为一种谋略。为人处事中动中取静，韬光养晦；黑云压城时故示闲暇，以布设疑阵，传说中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这样取得成功的。

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体力消耗过多，短时间或不妨事，时间一久，必致身心俱损。而没有健康的身体，会成为事业—个巨大的拖累。

体液医学理论认为：**必然引起体液的某种运动。愤怒刺激胆汁，悲伤刺激忧郁液（黑胆汁）。反过来，体液又使那些敏感者听命于这些感情：胆汁质的人易于愤怒并专注所痛恨者，忧郁质的人易于感伤并专注那些讨厌的事物。**长久作用于身心，则可能导致疯癫——狂躁症和忧郁症。最早的现代卫生学家兰奇西曾解释了罗马贵族经常患忧郁症的原因：他们经常歇斯底里地发作、自疑患病，其原因在于，在宫廷生活的重压下，他们的头脑不断受到恐惧和希望的交替刺激，从无片刻安宁。

曾国藩的身体不好，从三十几岁起就不能多说话，神情困顿，在军中更是殚精竭虑，进退得失关系着上万人的性命，大喜大悲，千钧重负挥之难去。与太平军的交战中，他几次血本全无，一心跳水自杀。多年的紧张疲惫使他不堪重负。他在给李续宜的信中说：“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实不堪再更大患。”

曾国藩在此压力下能肩挑重担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有“休暇之致”，补养得法。他曾经说：“试观古往今来能胜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故万汇杂役，应之绰有余裕。”

曾国藩认为“暇”不仅是一种休息，还是排除纷扰、避免张惶失措的一种方式。他说：盖暇则静，静则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机常活。明与灵，吾心所恃以酬万事者也。”

在曾国藩看来，带兵打仗，灵机稍纵即逝，而疲怠的人则可能任它滑过，只有冷静机灵的人才可能抓住它，而闲暇与休息是不可缺少的前提。诸葛亮六出祁山，军中营务，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直至呕血也不顾。司马懿说他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虽然他最终劳苦致死，但也是劳而无功，勉强维持罢了。

曾国藩还认为天下事坏在玩忽懈怠上的固然很多，而坏在张皇失措上的也不少，要镇静。精力集中才能应对，如果纷纷扰扰，就会坏事。他曾写给好友郭嵩焘一副对联：

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

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

暇即给疲惫不堪的心一块安闲之所，曾国藩闲情偶寄于读诗文，尤其在心情郁闷之时，特别偏好一些闲适的诗。他认为诗文趣味有二种，一得诙谐之趣，二得闲适之趣。他特别喜欢陶渊明、陆游、白居易和苏轼的诗，困为他们诗中包含着对人生朴实无华的理解，具有很闲适恬淡的风格。在写诗之外，曾国藩还喜欢写文章，他对文学有很大的爱好，在军务政务繁忙之余，他总是寄情于诗文，而且曾国藩的文章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造诣。他在日记中说道：“古文一事，平日自觉颇有心得，而握笔之时，不经冥思苦想，作成总不称意，哪比得上除去万事，香睡数日，神清气爽，然后写作文章，来抒发心中的奇趣。”此外曾国藩还喜欢学习书法，他认为书法可以养心，他说：“写字时心情稍定，便觉安适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专注否，可以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便觉安定。曾国藩还喜欢与人开玩笑，在一般人眼中，曾国藩是一个极其严肃、道貌岸然的人，实际上，他心中自有一片闲适的地方。与人开玩笑不仅可以舒解自己的压力，使自已在繁忙中自寻其乐，同时还可以拉近与他人的关系。湘军虽等级严格，但对部将，曾国藩都视为朋友，推心置腹，时不时开一两句玩笑，更拉近了双方距离，变得亲密无间，这也是极其巧妙的处世谋略。

有个流传很广的典故。曾国藩在京为官时，湘乡老家为建新宅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乎要去县衙打官司。家人写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写了—封长信给家人，并附了清初大学士张英的一首诗：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除了淡处得失外，对贪恋痴迷的东西也应淡而处之。喜欢一事物好比饮酒，适量则吹气如兰，过量则沉醉不能自拔，有了瘾性，内心就不自主了。古代小说中有“花痴”、“戏痴”，可见正当的爱好到了痴迷的程度，也接近于疯狂，理性在头脑中的成分就少了。曾国藩说：“山林胜地，一萦恋便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系恋，乐境成苦海。”

在曾国藩的“暇”字诀中，除了道家逍遥恬淡思想的滋养外，还有儒家思想成分，那就是暇心而不可纵心。苏东坡寄情诗文，西门庆征逐女色，高雅低俗足见他日成败。除了闲适有节外，曾国藩还说：暇心游离于本业之外，又关系到事业兴衰，所以暇心之寄要厚植根本，积功践行。也就是说“暇业”要有助于本业的成功，这样的暇业不能只是“闲情偶寄”，也要积累以成气候，也许有人会说李白“会当一饮三百杯”，唐寅“我也不上天子船”，都纵酒狎妓狂放不羁，不也青史留名吗?这就要看成的是什么事业。诗人画家追求的是艺术，心灵的自由、思想的奔放是灵感的来源之一。而曾国藩从事的是经邦济民的政治、官僚通行的品德是敬、勤、谦、谨，容不得狂放。最好的官员是最少惹事的官员，过分热情的人比守规矩的人更容易犯错误。所以，李白能做谪仙人，却难受重用，即使受了重用，恐怕也非万民之福。

暇在关键时刻也是必不可少的素质，大敌当前，危急关头，人情汹汹，稍有**，就可能草木皆兵，引起全盘崩溃。所以统帅或核心人物此时的一举一动都关系重大。他们如果计无所出，张皇失措，下面的人就更加疑惧，轻则消极待毙，分崩逃散，重则铤而走险，犯上作乱。所以核心人物越是身处危境越要摆脱恐惧悲观的心态，气定神闲，悠然自处，要以四两压千斤，安定人心。

曾国藩一生征战中最危险的关头恐怕要算祁门之危了。1860年，曾国藩进驻浙赣边界的祁门县城。祁门四面环山，形如釜底，是所谓兵家绝地。十二月，李秀成攻克黔县，距祁门仅80里，而曾国藩身边只有2000人。李秀成大举进攻，一时人心惶惶。曾国藩将遗嘱写好后，每日坚持下棋练字，从容指挥，不改常度。一些部下认为大势已去，准备逃跑。忽然曾国藩传下今来：形势如此，有想暂时回家的，可先发3个月的军饷，等事平之后再回来。主帅有誓死之心，部下也就不好意思有逃离之意了，军心由此稳固。不久鲍超部来援，李秀成撒走。其实，曾国藩表面谈笑风生，内心也十分恐惧，鲍超前往祁门大营拜见曾国藩时，众人在营门迎接。曾国藩也从容而出。鲍超下马要行礼，曾国藩上前一把抱住说：不想还能和老弟见面，说着眼泪都流了下来。

东晋名士最好在危急关头故示闲暇。《世说新语·雅量》大多此类。太尉庾亮与谋反的苏峻交战，败退，率十几人乘小船奔逃，庾亮向迫兵射箭，反误中艄工，随从大惊失色想逃跑。庾亮神气自若，慢慢地说：叛贼不值得污我的手。众人见他危难之际仍谈笑从容，心稍安定。东晋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不动声色地与人下围棋，在生死存亡之时仍能够笑谈自若，在历史上更是传为佳话。可见镇定从容是成事者的基本素质之一。

在魏晋之际世人多认为操劳忙碌是庸人所为，闲暇简傲才是名土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