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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被遣离家（第3页）

我说“去伦敦附近”，因为我只知道这一点。

“哎呀!”他伤心地说，“我真为这事儿难过。”

“为什么?”我问道。

“哦!天哪!那就是他们弄断一个小孩子的肋骨的学校呵。你多大了?”

我说我八岁多点，九岁不到。

“对，就是你这么大，”他说。

打断了我们的话题。

院子里响起了驿车的号角声，“请问我该给堂倌多少钱才对呢?”我红着脸说。

最后我给他几个便士就上车走了。

我发现大家都认为那份饭菜是我独自个吃了，这可真叫我不好意思。我之所以能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我听见那个女人对管车的人说，“乔治，对那个孩子多操点心哪，恐怕他会涨破肚皮呢!”同时，又看见女仆们都围过来，一边看我，一边笑，说我是个小怪物。我那位不幸的堂倌朋友，恢复了常态，精神勃勃，看到这种情况，跟人们一齐起哄。

我们下午三点从雅茅斯出发，预计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到达伦敦。车从一个村庄穿行而过时，我便想像农舍里是什么样子，人们都在做什么；男孩子们跟在车后奔跑，攀到车上，抓着车悠**一会儿，这时我猜测，他们难道也没有父亲，难道在家里也不快活？我想了很多，然后就是想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太阳终于出来了，我的旅伴们睡得舒服了一点。他们这一夜，鼾声如雷，嗝声不断，睡眠之困苦简直难以想像。太阳升高了，他们一个一个地醒来。但人人都说自己没有睡过，谁如果说他睡了，他便特别生气。这种情况，我听了，感到疑惑，就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不明白。我不明白，在人类所有的弱点中，为什么我们最不甘心承认的弱点，竟是在车里睡觉这件事呢。

远远望去，伦敦真是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我相信，我所喜爱的那些英雄们的惊心动魄的悲喜剧都在那儿扮演着；在我的想像中，那儿比世界其他城市有更多的奇观、更多的罪恶。我们慢慢接近伦敦，并按照原计划我们要去的白圣堂区一家客店。那家客店究竟是叫蓝牛，还是叫蓝猪，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叫蓝什么来着，我们驿车后背上就画着它的招牌哪。

下车的时候，管车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喊道：“这儿有人等着接一个从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来的后生吗?后生登记的名字是摩德斯通。”

没人回答。

“请你再用考波菲尔这个名字问一问看，先生。”我在车上不知道怎么办，就说。

“有人来接一个从萨福克郡布兰德斯通来的后生呀?他登记的名字是摩德斯通，也叫考波菲尔，有人来接吗?”管车的说。“我说，有没有?”

没有人来接。我着急地望着四周。

梯子拿来了，我跟那个女人下了车：我等到她把篮子拿开，才敢动的。这时车上的乘客都已走光，行李也很快搬走，这时候仍没有人来认领我。

我比鲁滨逊·克鲁索还要孤单，我怀着这种心情走进账房，值班账房先生招呼了我一下，我就到柜台里面，坐在他们给行李过磅的磅秤上。我坐在那里想。如果没有人来领我，店里的人能让我在那里坐多久?他们不会叫我那七个先令都花光了的?正当我着急的时候，一个人走进来，跟账房先生说了几句，账房先生马上把我从磅秤上拽下来，推到那人身边。

我和那个新相识走出账房，我边走，边偷看他。那人很年轻，很瘦，脸色苍白，下巴颏同摩德斯通先生的一样黑。他身穿一套黑衣服，那身衣服也是暗淡无光，袖子和裤腿都很短；他还系着一条白色领巾，但并不干净。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学生吧?”他说道。

“是的，先生。”我说。

“我是塞勒姆学堂的教师。”他说道。

我不由得站起来鞠了个躬。我不能向一位教师提那些平凡的事，我委婉地向他说明，这只箱子或许今后还用的着；我们又返回去，他告诉账房，下午他来取。

“对不起，先生，”我说道，“那地方远吗?”

“离布莱克黑斯不远。”他说道。

“那地方远吗，先生?”我害怕地说。

“不近，”他说，“得走六英里哪。咱们坐驿车去。”

我已疲惫不堪，没有力气，让我支撑着走六英里路，实在太难了。我对他说，我一整夜没吃东西了，如果他能让我买点吃的，我会非常感激。他听了很惊奇——这时他停住脚步，看了我一眼——想了一会儿，说他要去看望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我可以买上点面包带到那位老太太家里吃。在那里我们还能喝点牛奶。

就这样我们找到一家面包店，隔着橱窗向里张望，我要买这，要买那，他说吃了上火都不让买；最后我们买了一块小巧精致的黑面包，花了三便士。然后，又在一家食品杂货店买了鸡蛋和咸猪肉。这样，我那第二个先令找回来的零头，还剩下很多，因此我认为，伦敦买东西很便宜。我们把吃的东西带好以后，继续往前走。我们过了一座桥，到伦敦桥（一点不错，我记得他告诉过我，说那就是伦敦桥，不过我当时半睡半醒，没有留意），一直走到一个穷苦人家的房前。从房子外表和大门上方一块刻石的铭文来看，我肯定那是一所贫民救济院，因为石上刻着：此房为二十五位贫寒之家妇女兴建。

我们走进这些年老而贫穷的妇女之一的家，只见这家的老妇人正在吹火，要把一口小汤锅烧开。她看见我们就站起来行了个礼。

“请给这位少爷热下早餐，可以吗?”塞勒姆学堂那位教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