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老太婆说。“当然可以。”
“菲毕特森太太今儿怎么样?”教师问,只见那个老太婆身上穿了那么多,我真庆幸当时没把他当一堆衣服坐上去。
“她今天生病了,”头一个老太婆说。“她的病又重了。万一炉子里的火熄灭了,我相信她会被冻死的。”
我们都给老太婆那儿看。那天很暖和,但她好像只想烤火。在我看来,她连火上的汤锅都有些妒忌;她眼看着那炉火为我服务,给我煮鸡蛋,烤咸肉,她心里不平衡;因为,在这种烹饪没人看着的时,有一次,我那双眼看见她对着我晃了晃拳头。我的早饭做完了,她见火空出来,非常高兴地大笑一声——我得说,她笑得特别难听。
我坐下来享用我的早餐呀,头一个老太婆对那个教师说:“你的笛子带来了吗?”
“带来啦。”他说。
“你吹一次吧,让我听听。”那个老太婆说。
教师听了这话,掏出笛子,开始吹起来。经过多年思考,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他吹得更糟糕的人了。一会儿笛声听不见了,耳边却响起车轮声,我又踏上旅途。驿车猛然颠簸了一下,笛声又回到我耳朵里,塞勒姆学堂的教师坐在那里,吹着笛子,而那个老太婆则笑眯眯地在一旁听。但接着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沉沉的酣睡。
我好像在做梦。
我这一个盹儿打了很长时间,这时塞勒姆学堂那位教师已把笛子收好,叫醒我带我出去。我们发现驿车在身边,便爬上车顶;但是我还是特别困,当我们中途停车时候,他们把我叫到车厢里;那儿没有乘客,我便大睡起来。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驿车正在山坡上爬行。不一会儿,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走了几步,我们——教师和我——就到了塞勒姆学堂跟前。
“这就是那个新生。”教师说。
安着假腿的那个人看了看我——锁住我们身后的门。我们正往那座房子走去,他突然喊起我的带路人来。
“喂!”
我们回头看去,看见他站立在小屋门口,提着一双靴子。
“喂!梅尔先生,修鞋匠来过了,”他说,“这双靴子没法修补了。”
说着,他把靴子朝梅尔先生扔过来,梅尔拾起来靴子,我们继续往前走着,他看着那双靴子(恐怕他这时很伤心)。这会儿我才注意到,他脚上穿的那双鞋破得更厉害,袜子也不能穿了。
塞勒姆学堂是一座砖结构建筑物,房子周围一片寂静,于是我对梅尔先生说,我想学生们大概都出去了;梅尔先生告诉我这是假期。
他把我带进了教室,我愣愣地看着它,这么冷清荒漠的地方我还没见过。到现在,那间凄凉的教室仍历历在目。
梅尔先生丢下我,提着他那双没法修补的靴子上楼去了,我小心地走到屋子另一端,一路上看着这一切。我忽然看见课桌上平放着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当心。他咬人。”
我马上爬上课桌,以为桌子底下有一条大狗。但是我怎么也看不见它。这时候,梅尔先生回来了,他问我在桌子上干什么。
“对不起,先生,”我说道。“我在找那条狗呢。”
“狗?”他说道。“什么狗?”
“那不是一条狗吗,先生?”
“什么一条狗?”
“要当心的那个东西呀,先生,那个会咬人的?”
“不,考波菲尔,”他严厉地说,“那不是狗。那是一个学生。人家给我的指示,要我把那个牌子挂在你的脊背上。一开始就对你这样,我很难过,可我必须这样做。”
他说着,把我扶下了课桌,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背上背着牌子,心里才踏实。
任何人都难以想像我为了那块牌子受的那份罪。总之,凡在这个学堂的人,都看见了这个牌子,都知道得当心我,因为我咬人。我记得,当时连我自己都怕起自己来了,认为我确实是个咬人的小狗。
这个运动场里有一扇旧门,学生们都喜欢把名字刻在这扇门上。门上斑斑驳驳,布满这种题铭。我很担心假期结束后学生们都回到学堂里来。看到这个名字,他们会是什么态度呢?
生活单调无味,时刻担心新学期开始,这种苦恼简直难以忍受!每天梅尔先生叫我做很多的功课;因为没有摩德斯通先生和摩德斯通小姐在,这些功课我都做出来了,而且还做得不错。在做功课之前和做完功课之后,我都到运动场上散步——是在安假腿的那家伙的监视之下。那座房子特别潮湿——当我回想往事的时候,这一切又呈现在眼前。一点钟,我和梅尔先生在那间饭厅的一端进餐,饭厅里摆满松木桌子,散发着油腻的气味。然后,我们接着做功课,到吃茶点时。我当时发现每天从早晨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梅尔先生都在教室里他自己那张桌子上,把整个半年的账目一笔一笔结算出来。晚上工作完后,他就拿出笛子吹起来。
现在我眼前出现了很多画面。而我心里最怕的,是那个安假腿的人把门上那锁打开,让可怕的克里克尔先生进来。在上述情况下,我认为我就是个危险的人物,但在这些情况下,我都得背着向人示警的那块牌子。
梅尔先生不和我多说话,但他也不虐待我。我想,我们已经结成无言之交了。有件事我忘记提啦:他有时莫名其妙,特别古怪,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