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德国慕尼黑来?”我问瓦多玛,这个吉卜赛老妇好像突然听懂了我的话一样,点了点头。
纸包里还有一张折成四折的黑白照片。这一定是对瓦多玛很珍贵的东西,照片已经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连中间的图像都模糊不清了。
像是一张全家福。
中间坐着一个女人,穿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流行的方领束胸长裙,披着丝巾,却浑身有种不自在的感觉。她的旁边放着一张白色的婴儿床,她的手紧紧抓着床沿。
女人的后面,站着一个男人。男人的上半身都看不清了,但从下半身的装扮来看,是个军人。
女人的脸上,一丝一毫笑容都没有,取代的是一种极其不自然的表情,看起来更像是恐惧。
“这是你吗?”我问瓦多玛。她又恢复了开始的呆滞,并不回答。
我又尝试着问了其他问题,可她就像听不见一样,还是反复念着那首奇怪的诗:“你看到的门是墙,你看到的墙是窗,你看到的窗通向死亡,而不是通向它来的地方……”
“它是什么?它来的地方在哪里?”我问瓦多玛,“那究竟是梦还是幻觉?为什么会那么真实?我要是晚一秒醒来就死了—这和阿尔法的画有什么关系?”我从书包里摸出阿尔法的画,摊在瓦多玛面前,才突然想起来,她是个瞎子。
可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瓦多玛两颗灰白的眼球就像忽然有了视力一样,死死盯着那张画。
“你窥探到森林里的猎人,因为你是他的猎物!猎人来的方向,就是森林唯一的出路!擦亮你的眼睛吧孩子,三个梦你失去了两个,下一个就再也醒不来了!”瓦多玛突然抓住我的手臂,似乎用尽全身的力气贴在我的耳边说道。
三个梦?
我努力回想,自从搬进这个公寓后我做的梦。
第一次,和欧琳娜做了一个相同的梦,我是被窗外的阳光晒醒的。
第二次,我是被瓦多玛的声音唤醒的。
两次我都不是自己主动醒的,也就是说,下一次除非有人帮我醒来或者我自己醒来,否则我就再也醒不来了。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睡着!
我头皮炸了。
又过了很久很久。
“为什么?”我问,“为什么要我死?”
瓦多玛虚弱地萎了下来,再也不搭理我。
“你究竟是谁?”
“……”
瓦多玛再也不说话了。
走出帐篷已经下午了,几个吉卜赛人围坐成一个半圆,中间一个金发女孩穿着长裙在跳舞。和坐着的那几个高加索轮廓的糙汉子不同,这个姑娘倒是一副法国人的鹅蛋脸。但我没心情逗留了,匆匆赶回公寓。
思绪还是很混乱,现在唯一能找到的联系是,玛丽亚和吉卜赛老妇瓦多玛(也许她真正的名字是入境许可上的莉莉娅),都是战后从德国来的移民。玛丽亚从20世纪50年代就一直住在约书亚大厦,迄今为止三十多年了;吉卜赛老妇瓦多玛十几年前也在这里做清洁工。这栋大厦是她俩目前唯一的交集。
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瓦多玛疯了。得到其他吉卜赛人收容后,仍在这个大厦附近的贫民窟生活到现在。
玛丽亚究竟是什么人?正如尼娜说的,一个连移动都困难的老太太,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生活在洛杉矶最乱最黑暗的下城区,她是怎么活到现在还平安无事的?
阿尔法如果是她的孙子,那为什么从来没见过阿尔法的父母来探望他?这孩子每天几乎足不出户,连学校都不用去上,这件事本身就解释不通。
我一边想着一边走到了大街上,午后温暖的阳光透过钢铁森林洒下来,烤得我的脸热烘烘的,一股困意袭来。
“哔!!!”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在耳边响起,一辆吉普车从我旁边擦身而过。
我被吓醒了,才发现自己竟然没看见斑马线上的红灯,顿时一身冷汗。
“Gofxxkyourass!”一个有文身的白人从车窗伸出手朝我竖起中指。
此时的我已顾不上道歉,用手使劲往脸上拍了拍,我绝对不能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