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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张士诚除了坚强的经济后盾，人才资源也相对充裕。自宋代开始，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就已移至江南。起事之初，后来写出流行小说《三国演义》的施耐庵、罗贯中，即投奔到他的帐下，幕府作宾。不过，这些文学青年眼高手低，纸上写起造反来头头是道，真干起造反的活来纯属纸上谈兵，张士诚也不拿他们当作回事，他们也不好意思混下去，先后去了别处，没有像沈万三那种韧劲，与张士诚精诚合作，坚持到底。而这些，对同行业竞争的朱元璋来说，该是怎样的羡慕嫉妒恨啊！

张士诚造反沈万三生意兴隆，朱元璋造反沈万三则被害得不轻。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率部打下常州，把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给活捉了。张士诚赶紧“捞人”，沈万三狠狠地砸了一笔钱，找人为张士德具保，办理出狱手续。但朱元璋做事够绝，竟把张士德给杀了。沈万三的银子虽然白花了，但与张士诚的关系更铁了。

比朱元璋更可恨的，还是蒙元朝廷。张士诚造反最终不成功，主要是地方选得太好。太好，“辩证法”的观点就意味着有太坏的一面——江南，整个朝廷就靠这块宝地过日子，你把它据为己有，朝廷的日子还怎么过？所以，在众多造反者中，张士诚是挨政府拳头最狠的一个。换个角度说，张士诚拼命闹，又等于给别处的造反兄弟帮忙。这一点，朱元璋很清楚，所以张士诚称王时，他一心埋头干实事，不称王显摆，也不随便到张士诚的地盘寻点便宜。

切断元朝的经济命脉，张士诚啃的其实是一块骨头，根本就不是一块肥肉。凡要人性命，必招人死拼。群雄乱战，张士诚又处在了朱元璋、方国珍和元军三方夹击之下。面对巨大压力，张士诚只好投降朝廷，当了个太尉。做出这等抉择，对张士诚来说显然有点无可奈何，对沈万三来说则是利益倍增——过去生意场上只有黑道保护，现在黑道、白道全齐了。

随着张士诚的变身，沈万三又名正言顺地用上了朝廷的优惠政策，干起了海上贸易。沈万三的两个儿子沈茂、沈旺便为张士诚督运漕粮，响当当地做了官方生意。沈万三于元末迅速暴富，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候的张士诚其实也有风光的一面：脱“匪”为“官”，身份体面，又重兵在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朝廷还派出使者莅临张士诚的驻地，张士诚在隆平府（苏州）举行隆重宴会，招待朝廷使臣伯颜。

这一次，沈万三接受了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就是为张士诚造一座“纪功碑”，扩大张士诚的社会影响，并流传后世。

做生意沈万三是强项，搞艺术他就有点勉为其难了，但他弄得非常出色：这座保留至今的“张士诚纪功碑”，高达三米，有一百一十八个浮雕人物，人物层次分明，最上方为朝中侍女，二层的正殿正中端坐着张士诚，三层的偏殿为朝中大臣，底层则是身穿铠甲的护卫官兵。沈万三的艺术天赋，是将使臣伯颜处理成一个小人物，居下方作陪：张士诚不是降将，也不是降臣，而是俨然面南背北的王者！

“纪功碑”的树立，说明张士诚对此很满意，沈万三对张士诚的内心把握也很准确——这个时候的沈万三，已经熟悉了官场，精于政事，出色的商家已炼成了玩政治的行家里手。

沈万三花钱为张士诚涂脂抹粉，也不能说就是富人软骨头。在凭拳头说话的时代，一切取决于拳头的大小，更何况自己与张士诚利益相关。那阵子的张士诚，也确实需要表现与享受，因为有的是实力，即便是后来的明太祖，对他也是低声下气。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一路攻陷平江（苏州）、湖州、松江、常州，然后盘坐在隆平府（苏州）大殿里。朱元璋派人送信说：您在姑苏（苏州）称王，俺十分仰慕，俺每（俺们）睦邻友好，一起创业吧……

张士诚呢？根本就不搭理。做的一桩事，是把使者扣了。

但是，天下大势，急转直下。元朝气数将近时，朱元璋帝王之路上只剩下两大敌手：楚为陈友谅，吴为张士诚。这两大宿敌，谁都不好惹：“友谅最桀，士诚最富。”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在于他吃透了陈、张：陈敢作敢为，张贯于自保。攻张，陈必出手；攻陈，张不敢趁火打劫。和气生财，那也是商家的一条古训。所以，朱元璋果断攻陈，而张果然作壁上观，然后成为陈友谅第二。

时势就是这么作弄人，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解决了陈友谅，朱元璋的人马如期而至，大军东进，攻破平江城。彻底失败的张士诚，放火烧死家人，然后投环自尽。结果，运气太差，没有死成，硬是被朱元璋的手下给活活生擒了。

在应天府（南京），朱元璋准备劝降张士诚。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能用上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呢？朱元璋小时没念过这段话，大了他自动明白了这个道理。大业未成，或是出于统战的需要，或是出于降伏对手的心理满足——将“天子”收到手下当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肯定还要再添一层。

但是，张士诚的回答就是这么添晦气：“天日照尔不照我！”意思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无非运气好点而已……

张士诚的回答，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似乎也为自己找到了心理平衡，但无疑挑起了朱元璋的莫大恨意：他就是不给张士诚痛快而体面的一刀，而是倒垃圾一样地让人找了个破筐，装着张士诚，抬至竺桥，招人围观，然后主子打家奴一样地狂打，一棍，再一棍，直到张士诚魂飞魄散。

要说恨，朱元璋何止是独恨张士诚一个。多年以后，一统天下的朱元璋，对撑起张士诚的江南，也是恨意未消。为了泄愤，朱元璋对苏、松、嘉、湖等江南地区，课以重税。

现在，张士诚的难题算是一了百了，沈万三的难题则应运而生。张士诚割据江南的十四年里，沈万三捞足了好处。当然，沈万三对张士诚的财力支持也是难以计数的。这一点，让张士诚在自己的地盘免于搜刮，从而获得地方豪强的拥护与民众的支持，同样让朱元璋非常头痛。但是，凭拳头说话的时代，民心并不是决定因素。张士诚最终为朱元璋所败，这时的沈万三又做了一件事：收留了张士诚后人。

有一种传说，沈万三获得“聚宝盆”，是因为他给一批青蛙放生。这个传说可以信一回，因为这符合沈万三的为人与品性。这次他救的是一批人，沈万三能不能再得一只“聚宝盆”呢？

三、新朝旧主

只有沈万三最清楚，真正的“聚宝盆”是权力。有权力的庇护，才有财富的几何级膨胀。朱元璋问鼎天下，顶级的权力首先关注的是宏观财富，而不是江南一隅的沈万三。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也就是朱元璋正式称帝的前夕，即迁一批江南富户至临濠（凤阳）。不久，再迁十四万富民去凤阳建设中都，沈万三之婿顾学文榜上有名，沈万三紧张了。

为保住万贯家产，沈万三自然想到再次攀结权力。对待已然帝王的朱元璋，沈万三显示出他作为商人的精明。好在新当家的朱元璋，钱缺得厉害，对送钱的人来者不拒。此时的沈万三，也以为找到了感觉：改天换地，新朝旧主，如此而已。钱与权，什么时候分过家呢？

《吴江县志》记载：洪武初年，沈氏家族献给朝廷有白金二千锭、黄金三百斤，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费巨万万计。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开始筑城墙，沈万三奉命筑洪武门到水西门一段城墙，以聚宝门（今中华门）工程最为宏大。

由于秦淮河的横贯，以明初的技术条件，聚宝门城墙工程施工难度客观上太大，屡建屡塌，几乎烂尾。传说沈万三埋下“聚宝盆”，城墙基础才成功施工。要说这“聚宝盆”，设计上也没有这种功能呀，怎么还能在土木工程中见神效呢？看似舍宝筑城，这其中的奥妙可想而知：为了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沈万三下了怎样的决心！发家致富的命根子都不要，银子的事谁都别提了。

洪武六年（1373年），沈氏家族出资兴建的城墙全部完工，工程量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既然社会上都知道“聚宝盆”没了，沈万三应该更清楚，实际上是自己的腰包已掏得差不多了。

作为世间挣钱的高手，始终不失挣钱的自信。修完城墙的沈万三，心情并没有太多的沮丧——洪武初年，鉴于沈万三的突出贡献，其子沈茂、沈旺被朱元璋赐授为“广积库提举”“户部员外郎”。官大官小是一回事，身份变了才是关键，地位也是金钱，同时也验证了有投资就有收益的真理。

新的社会，新的希望，沈万三的心情豁然豪迈起来——改朝换代，升官发财，几乎奋斗一生的沈万三，褶皱的额头闪动着亮色。明洪武三年（1370年）沈万三举家迁居南京，府址约在马道街，旧业只留入赘的孙女婿周箎打理，自己在京城过起了奢华的生活。

京城中的沈府，着实比较伤普通人的自尊：围墙即有三道，外层高六尺，中、内层皆三尺。奇怪的是三尺高的围墙也要修六尺宽，原来人家墙上要种珍贵的花木。花木品种齐全，“春则丽春、玉簪，夏则山矾、石菊，秋则芙蓉、水仙，冬则香兰、金盏”，保证四季花开艳冶，取名“绣垣”。墙内奇石为山，池养金鱼，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俨若仙区胜境。沈家人居住的楼宇，栏杆皆以金银、宝石装饰，四角悬挂的是琉璃灯。沈府的室内、室外娱乐设施齐全，可供十数歌姬舞女表演，还是“温室”，具有“中央空调”效果。

寝室中，用的是貂皮被子，蜀锦枕头，没有一样不是顶级配置。沈家所用的器皿至少也是金银，桌布用的是真丝，搁筷子的则是羊脂玉筷枕。沈家有一把酒壶是玛瑙的，通体透明，宛如水晶，壶上有葡萄与蔓枝，如同水墨画，纯属天然，但并不是画上去的，至于怎么生得这般奇巧，没有人知道。沈家人的穿戴就不必说了，因为他们家的僮仆穿的都是绫罗绸缎。

沈万三富极一时，他的弟弟沈贵曾写诗劝他：“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亦可休。何事百年长久计，瓦盆载酒木棉裘。”一语成谶，这种日子沈万三果然没有维持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