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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3页）

四、犒军事件

修城墙已出了巨资，日子还过得这么滋润，沈万三“隆重”进入了朱元璋的鹰眼。

据董谷《碧里杂存》记载，这一日朱元璋找来了沈万三，交给他一枚铜钱，说你理财有方，这文钱你去为我放债，一月为限，每日收取“一对合”。

“一对合”，就是每天利息是100%，利滚利。管家替沈万三算了半晌，天呀——到期本息是五亿四！

沈万三眉头皱都不皱，给了。这不是大款扔几个亿小钱将人砸死，而是沈万三心里怕了——太祖从他这里挣点“利息”，已经是皇恩浩荡了。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操控权力的高手，问鼎权力顶峰的他在老家留下了四个字“万世根本”，而不是秦始皇式的“万世基业”，前者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后者。“万世根本”也不尽指自家祖坟那底下的故人，而是包含地面活着的普通人。对这些底层的平民，朱元璋有着出自亲身体验基础上的理解与同情——这是关乎权力安危的庞大群体，并且处于财富大佬沈万三的对面。在朱元璋的眼里，财富的集中无疑危及自己的“万世根本”。而让朱元璋难堪的是，“万世根本”的老家并不给皇帝面子——洪武年间，《凤阳歌》风行大江南北：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凤阳真是好地方，赤龙升天金凤翔，数数天上多少星，点点凤阳多少将。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凤阳真是好地方，皇恩四季都浩荡，不服徭役不纳粮，淮河两岸喜洋洋。

中都凤阳，太祖老家，首先唱响的居然是这样一首《凤阳歌》。唱《凤阳歌》的多是乞丐，而“乞丐”之中居然还有富翁。其实，这并不稀奇，朱元璋坐上龙椅，便强迁江南巨户到凤阳府。这不是太祖关心家乡建设，报复江南富户曾支持政敌也只是一个方面。在太祖的眼里，财富意味着势力，也是自己权力的威胁。一个分散的小农社会，有益于朱家的社稷江山。“打土豪分田地”，百姓有日子过，谁愿意不要命跟皇帝过不去？

但是，江南的富户就惨了。他们聚集中都，原有的土地被剥夺。由于超强度的移民，凤阳地区人口激增，灾荒也不少，这些迁徙的江南巨户，长年返乡梦不断。虽说那里已经物是人非，但有梦总比没梦好，何况人是有情感的。朱元璋乐意吗？严禁他们离开。所以，人急了办法就多：他们假扮卖艺人，打鼓唱曲，顺便解决食宿问题，为的就是离开凤阳——唱着《凤阳歌》溜出中都的，夹杂着改头换面的昔日有钱人！

朱元璋没有让沈万三走向陌生的异乡，但成熟的商人是敏锐的。当沈万三跟着听到街头的《凤阳歌》时，他的音乐慧根顿时大开，彻底明白过来——应该再一次拯救自己了！

保险绳是什么呢？钱！沈家，也只有钱，还算个能出手的东西。现在，京城南京，城墙坚固，是铁打的江山。实在找不出皇上的稀罕物，那就替皇上打造一支王牌军队吧！练军，拉一支队伍，不合适，太危险。沈万三思来想去：那就再挤点钱，犒劳他们吧。

这一次，朱元璋的反应非常平淡：你们有的是钱，可知道俺究竟有多少兵马？

这个，沈万三确实没想过，但必须支撑下去：每人犒劳一两银子，应该还是行的……

沈万三的过度热情，让朱元璋醍醐灌顶。太祖打量着眼前的沈万三，一个“敌人”的轮廓，在朱皇帝的脑海里彻底清晰了——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早年的太祖，敌手太多，无法分辨，犹如西风，横扫水面，但太祖有的就是不含糊。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于鄱阳湖灰飞烟灭。

顺我则友，逆我则敌，太祖就是这么敌我分明。消灭了陈友谅，敌人渐少，也渐明晰，那就是江南：“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哓哓啥？拿下了张士诚，这就乾坤已定……

太祖的诗，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里行间的明显血污，漫过敌手，最终写成太祖的英豪。太祖的诗“雄深宏伟”，意象鲜明，恨谁打谁，想到的，也就写下了。事实上，太祖正是这么不断地发现敌人，然后，消灭之！

沈万三，两朝的生意做得多，《明太祖集》读得少，根本不明白太祖的忌讳所在。大元朝，张士诚……不搭界的影子来回晃动。他们在哪？载舟覆舟，万民是水，恶人是浪，大明朝的江山社稷，那得旦夕提防。现在，沈万三没揣摩出太祖的心思，反惹出太祖的心思，几乎是自露马脚。“犒军”？他觊觎的是什么？太祖翻脸了：杀！

《明史》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之军，此乱民也，宜诛之。’后曰：‘其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沈万三躲过杀头的噩运，貌似出自马皇后的求情，其实朱元璋要剪除的，重在权力威胁，不单单是沈万三式的生命个体。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朱元璋起自贫寒，基于自己的切身感受，视豪强大户为地方之恶，社稷之害。在文明与财富的关联面前，太祖以自卑支起自信，不自信，则刀砍之。当他登上权力的巅峰，便不断与底层联手，挤压中间富民（官绅），建立起皇权、中间层与底层之间的稳定三角。

史料显示，明初移民规模空前：江南富户及无地农户，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的边民，山东、江西等地农户，迁凤阳；各地官吏、富户、工匠、军户，迁南京；塞外降卒或俘获的蒙古军民，迁北方各地；设立卫、所，军户有迁云南、甘肃等地……非军事移民七百万，总移民一千余万。移民原因十分复杂，强推手段也层出不穷：既有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免徭役和赋税等政策优惠的引导，更有无端加罪夺其田产、充军流放的黑恶手段。只要有利于皇权的稳固，朱元璋无所不用其极。在他感到潜在的威胁时，最先将中间层视为“假想敌”。沈万三的不幸，就是早早地成为了太祖的靶垛。

风烛残年的沈万三，就此走上充军之路，成为又一个富人、穷人多部轮唱的《凤阳歌》传承人。

五、没有结局的背影

通俗地讲，不为文臣窃取，不为武将劫掠，不为富绅掏空，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权力安全观。朱元璋与沈万三的交集，其实都是权力与财富冲撞的标本。

太祖起自布衣，对危机的警觉与应对，习惯于简略地归于敌我。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假想敌”的影子在太祖的脑海中总是不时涌现，然后“被消失”。不断挨揍的沈万三，充当着太祖逻辑的演绎。这种推演，既似是而非，又简单深刻：沈万三早年与政敌联手，唯利是图的商海，他势必将机谋置于目的之下。正面的背面呢？对其背面的猜测，太祖有失分寸在所难免。只是沈万三的背面表露太少，其结局凄凉又赢得善良者的广泛同情。

沈万三的背面会是什么？历史没有关注到这个匆匆而去的人，只将他的背影描成了阴影。沈万三何时故去，除了族谱并无确切的史料。随着沈万三的故去，他的标本意义依旧附会于这个家族，这个阶层，这种现象，抑或延伸。在确凿的史实中，沈万三的子孙确实已难以圈点：败坏法度，为害乡邻，一步一步为社会所不容。纪纲是明代的一个“奸佞”，沈万三之孙沈文度（《明史》作“其子”）即与之勾结，欺男霸女，欺行霸市，鱼肉百姓。这个家族的是是非非，最终归并到“沈万三”这个“替身”上。

对于财富高度集中的危害性，现代社会学理论有着更深刻的表述。但在传统社会中，则简略为“敌人”。显现的是战场敌，潜在的是假想敌。作为“假想敌”，这样的“沈万三”，朱元璋注定是要斩尽杀绝。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初四大案”的“蓝玉案”发，朱元璋对“假想敌”的猜想，再一次被引爆。

蓝玉，朱元璋争霸天下与开疆拓土时的一柄利剑。“利剑”，指向敌人时是人才的可用性；“利剑”，指向自己时便是宿敌的威胁。这个蓝玉，也确实是个始终不安分的人：领军凯旋时可以打破关门，军中擅权独断专行，对太祖也时常出语傲慢……够了，威胁皇权，你便是敌手！当有人告蓝玉谋反，朱元璋未加思索，迅速出手，蓝玉连同一万余党，尽行诛灭。

《明史》对蓝玉不失感慨：“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明史》作为正史，又并非字字珠玑，很多时候像是外行写内行。太祖眼里的蓝玉，最终最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元凶宿敌，相继尽矣！”但千人的明史馆，就是没弄明白一个朱元璋，只用准了一个词：相继。

“相继”，就是“举一反三”，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达到标本兼治。更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而彻底剪除蓝玉的枝节与下线，就不能不包括与之确有关联的沈氏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