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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何主席告诉我：“大聂打电话叫你去食堂办公室。快去吧。”

食堂办公室的门没有关，我就直接进去了。屋里除管理员老赵和大聂以外，还有两个青年。大聂说，都来了。咱们说具体事儿吧，老赵，你是管理员又是面案大师傅，这三个青年都是刚调来的，他指着我们一个一个地说：小周，从长沙来的，技术员；小边，从南通来的，记录员；小黄，从河北来的，文化教员。可能还有刚从哪里来的，我没掌握。一会儿叫他们都说说自己的口味。你们对大多数人做莜面、做块垒……很受当地人欢迎。今天得想想怎么让外地人来了，也能吃得顺口？说到这里，我们三个都高兴地谈了自己的口味和想法。赵师傅一边笑着一边点头。嘴里一劲儿地说，好、好，我们想办法，尽量让大家满意。大聂笑着打断老赵的话：“赵师傅，这不是尽量的事，吃饭的事儿，对每个人都是最具体的事儿，也是最大的事儿，咱们一点儿都不能含糊，得实实在在地办好。”赵师傅也站起身来：“大聂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含糊过。”大聂说：“不是我的事儿，是职工群众的事儿。你可别忘了你还是这里的党小组组长。服务这个话，可不是光喊呀。”老赵说：“哈哈，给我上纲了。行了，我现在就去研究呀，一定要把这群众的大事办好。”

中午，大食堂就多了一个卖饭的窗口，旁边贴了一个纸条，写着几个字：零吃小卖。这里有大米饭、白面馍、包子、花卷儿……菜谱就更多一些。我们正在排队买饭，赵师傅走出来笑盈盈地说，这是第一步，有什么意见，我们再改进。这时，大聂也从后面走过来插了嘴，今天这事办得好，办得快，老赵，你可不能骄傲呀，给群众服务的事儿，得不断改进。老赵接过话茬儿，大家想吃什么随时提出来，我们尽量办好。大聂高声地笑着说：你这个老赵呀，怎么老说尽量啊？就不敢说个保证办好，大家都跟着笑了。

吃完中午饭，回到宿舍刚进门，就有两个工人师傅跟进来。他们说，我们是小修组的工人，来修窗户玻璃的。我赶紧让座，给他们倒水。他们一边拿工具动手修窗，一边说，大聂告诉我们，从午休时开始，不能再叫风吹进来。我们得赶紧动手。果真，没用十分钟，他们就把玻璃装好了。完了，还帮我擦了擦玻璃，扫了扫地。我一再感谢他们，他们说，这都是大聂安顿的，他说这几天风大，没玻璃，屋里肯定脏。我感动得没话说，只是请他们喝水。

下午，在帮着何主席忙活劳模大会的准备工作时，顺便就拉呱起大聂这个人来。何主席说，他是转业军人，来这儿就当了个支部干事，这个职务放在他身上最合适了。每天办的都是些个具体事儿。他也不嫌烦，什么事都认真。这些天书记不在，说是让我临时负责，实际上，具体事还都是他办。这时，我也插话说了几句：何主席，我得和您汇报：我来这两天，他给我办的事儿太多太好了。有时我感动得都想哭。你们领导得表扬表扬他吧。何主席嘿嘿地笑了，那倒也应该，实际也用不着，表扬不表扬都一样，他就是那么个人。

这几天有点儿累，晚上就想早点儿睡，还没躺下，有人敲门，是大聂。他给我一个大信封，说：“这里边有两本杂志，几张报纸。上面有中央关于扫盲的决定，还有国家成立扫盲协会的报道，你抽时间看看。我和何主席商量了，开完劳模大会，咱就得开课扫盲了。”他看了看刚安好的玻璃，还摸了摸我的被子，说：“早点儿睡吧。累了。”

我还没有睡下，电话室让我接电话。电话，是我的同学王致和从一工区打来的。他说他实在受不了啦，每天都是风沙，眼也睁不开，饭也咽不下，话也听不懂，还扫别人的盲，在这儿待下去，自己也成盲人了。我准备回家呀，和家里也打了电话，家人都很心疼，叫我快回。你回不回，要回就一起走。要不回，我过两天就走呀。

听着他这个电话，我才突然发现了自己一个重大失误—来了十几天了，怎么也没和他通个话，老想给家里写封信，一直也没写。他这个电话，一下让我愣住了。电话里王致和高声喊我，你怎么不说话？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让我想一想。他很不高兴，这还想什么？难道你和我的情况不一样？我嘬了嘬嘴，轻声说：“听说过些天，风就小了。”他有点火了：“你难道没听过，一年两场风，从春刮到冬，出了矿井要回家，半路得吃二两沙。嗐！不和你啰唆了，给我个痛快话，你回不回吧？明天我就准备买票呀！”我觉得自己很难堪，不好意思地回答他：“我也想回，可又犹豫，你让我想一想，明天我回答你吧。”

这天晚上，一夜没睡。翻来覆去，拿不定主意。细想，王致和说得都对，那滋味我都尝过了。家里人要知道这情况，肯定心疼、着急。往远处想，在这里扫盲能有个啥结果？要不就回吧，反正还年轻，回家也不愁找个工作。可是，反过来一想，这里的人都不错，很实在很热情。特别是大聂，待我是真好，把我的难事都想到了，也都替我解决了，有几次我感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但这长久得了吗？说不定哪天就调开了。正想着，忽然又听到了外面吼叫的风声，似乎又有沙粒吹到了玻璃上，我盖的还是家里带来的一条薄被，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自己掩了掩被，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充满诗意的四月，真的是如人们所说所唱的那样：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莺儿啼，雁儿舞，蝶儿忙……林徽因也说“最美的日子是人间四月天”。是啊，家乡的四月，真美。可这里的四月呢？除了风沙还有什么？我终于下了决心：回家。明天就告诉王致和，我们一起回家。

次日一早，我还没离开宿舍，大聂就挌挟着一个毛毯进来了。他说：“昨天我看你的被子太薄，在这儿不比你们老家，肯定冷。去年评了我个劳模，奖了块毯子。我们家就住在北山坡，风小，用不着。”说着，就顺手把毯子扔在了**。他这么一扔，就像捅了一下我的心窝，将正想和他说要回家的话，又咽下去了。他说：“何主席让咱们商量劳模大会的议程，还得把奖品按单位分开，事儿挺多，快走吧。”我想，这时候再不说我心里那桩事，过会儿人多了，就没机会说了。壮了壮胆子，铁了铁心，就把昨天王致和电话上说的和我晚上想的都一股脑儿和大聂说了。大聂听了非常吃惊，他愣了好大一阵儿，才疑惑地问我：“定了？”我说：“今天给他回电话，想一块儿回。”大聂一边摇头一边嘬嘴：“你硬是要走，我也不能拦你。但这事定得太匆忙，能不能让你同学先走。你还是再想一想，到时候要走，我帮你买票，送你上车。你看行不行？”我低着头，没有说话，似乎也没话可说。大聂说：“这事咱们俩也定不了，现在我们先去何主席那儿吧。”我仍然没说话就默默地跟着他去何主席那儿了。

大聂将何主席叫到另一个办公室，我们三个又商量了老半天，何主席态度很明确，风沙怕什么？我土生土长，在这生活了大半辈子了，不是也活得很好吗？大聂也是你们河北的，那个县属石家庄管，比你们家还靠南。他的家也搬来这儿了。有什么怕的？今天会议的事很多，走吧，咱们先忙去吧。大聂看我一直没说话，就拍了拍我的肩膀：“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定，也不晚，打个电话，让王致和一个人先回吧。”我仍然没说话，但心里七上八下一直很不安定，除了反复考虑他们说的那些话，不知怎么总还想到欠大聂的那十块饭票钱，要是拍拍屁股一走，这笔饥荒怎么还？况且回家的路费也没着落……现在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于是便顺着大聂的话音点了点头，大聂也没再说啥，搂住我的肩膀就一起准备会议去了。

第一堂课

开完劳模大会的第二天，大聂到宿舍给我送来一本“扫盲通讯”。大聂说：“我前两天给你的报纸杂志还有今天的这本通讯，都有这方面的报道。从这些情况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国家对扫盲工作的重视，也能体会到扫盲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说你搞的这件工作是很重要很光荣也很艰巨的工作，要搞好也不容易，得下些功夫呢。”

我没有说什么，但心里明白了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我似乎有点儿惭愧，又有点儿高兴。便有点儿羞涩地说：“看来扫盲工作真还挺重要，我没搞过，怕搞不好。”

大聂高兴地说：“怕搞不好，就说明你想搞好。你放心，我们大家一起搞，一定能搞好。”这时我才知道，他和何主席已经商量过，并通过基层工会去摸底，先将一个字不识的睁眼瞎发动起来，还把能够参加学习的职工都排了排队，算是组织准备吧。他告诉我：“你现在要准备的是好好看看有关资料，把上课的内容安排安排。特别是第一课，得根据咱们这儿的情况，听课的对象，思谋思谋讲点儿什么，怎么讲，一定要讲好这一课，得把学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给我们的扫盲工作开个好头，以后有些事就好办了。你现在就安下心来做准备吧。我得和何主席去大会议室看看，黑板呀粉笔呀还有桌子凳子什么的，都得落实了。”他一边说一边就推开门出去了。他没再留给我说话的机会，可能是真的忙他说的那些事去了。我掩上门，细细一想，他留给我的是一片广阔的思考天地，现在说不说话已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自己的认识要到位，工作要到位，重中之重是要把第一课讲好。

以前，我都是坐在下边听课，现在是准备要在台上讲课，这也许是我一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也是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次亮相，对工作、对学员、对自己都至关重要，丝毫也不能含糊。现在我还很年轻、有精力，可以白天加黑夜连轴转；环境也很好，有人帮助，无人打扰，可以专心致志地看书读报查资料。我真的就这样连明带夜地干开了，我也没记清就这么度过了多少天，大概是在一个礼拜后的星期天，早上八点钟，我拿着备好的讲课资料，迈着稍微有点儿紧张但也还算是坦然的步子，走上了看起来很平常但对我又有特殊意义的讲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坐满了穿着工装或便装的工人师傅，看上去大都是三四十岁的样子。何主席和大聂等几个我熟悉的人也都很郑重地坐在了最前排。他们都以坦然的面色和鼓励的眼神给我传来了信任和力量。

我站在讲台中间，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我就为什么要开展扫除扫盲工作、我们工人为什么要学文化这些问题与大家进行了说明。

今天是扫盲班的第一课，学文化的内容，就先学两个字：工人。工人这两个字学起来很简单—两个字一共才五画。但工人却很伟大。在企业里工人是主人，是脊梁骨，是顶梁柱。所以，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学会。说着，我就一笔一画地将这两个字写在了黑板上。然后就问大家能不能记住。大家异口同声：“能！”而且声音豪放坚定，充满信心和力量。我很受教育，也很受鼓舞。顺势向大家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

大聂站起来说，大家不要走，何主席有话说。何主席站起来面对大家说：“我今天来参加扫盲学习班非常高兴，受教育很深呀。我认几个字，但文化也不高。我自己觉得大概算半个文盲吧。听了这堂课，认识提高多了。我今天也算正式报名，当个学员，得学呀—要不就落后了，搞现代化，这个化那个化，没文化什么也化不了。”哈哈……大聂也对大家说：“我们在部队学文化也是一笔一道儿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不要怕难，不能怕累。就像我们盖楼房，那砖得一块块地砌呀，我们办什么具体事，总得一件一件地办呐！扫盲这件事一定要办好，我们绝不再当睁眼瞎！”他又提高了声音：“有信心没有？”大家也同声高呼：“有！”

第一堂课后，真有不少人提高了对扫盲的认识，坚定了学文化的信心。当天晚上，就有四个人到我宿舍来，他们都是不会写自己名字，今天听过课的工人学员，来找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在这天晚上学会写自己的姓名。我先问他们“工人”那两个字记住没有。他们都拿出笔记本儿让我看，果真都写得不错。我也很受鼓舞很受教育。马上就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画地帮助他们学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四个人，正好坐在一张桌子的四边，低下头弯着腰趴在桌子上，一双双粗大的手吃力地握着细小的笔杆儿，慢慢地在本本上写着、写着，好长时间连头都不抬，有的额上不知什么时候还冒出了细微的汗珠，但他们仍然不放笔，仍然没抬头。我赶紧拿过毛巾，放在桌子上。

我站在他们跟前，静静地看着、想着，这就是我第一次和工人的直接交往，这就是我在课本上不止一次读到过的“工人”，这就是我白天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写出的“工人”。此时此刻，我似乎感到，现在不是我在教他们认字，而是他们在教我认人。啊哦，工人，这就是工人，我看着看着就觉得有一种暖意而温馨的感觉在周身蠕动，好像沉浸在被幸福笼罩的氛围里了。

这时候，大聂推门进屋。他一见这场面，高兴地喊道：“好样的，好样的。扫除文盲这件大好事，我们工人一定能办好。”再告诉你们一件好事：“上级决定给我们派一名广播员来，这几天正在安机器修线路，要装两个高音喇叭，宿舍里也得有小喇叭，表扬好人好事，唱革命歌曲，还得帮助我们学文化。等广播员来了，先表扬你们这几个学文化积极分子。但是有一条，你们都得自己写广播稿啊！”他问一个敦敦实实的后生：“王七斤，你们四个，数你年轻，能保证吗？”王七斤说：“绝对保证，你们放心吧！”

哈哈哈，宿舍里一片笑声。

调来一个广播员

大聂说的那个广播员来了—今天，她来报到。何主席、大聂还把我叫上去接她。他们两个代表的是两个部门，怎么也叫我去呢？倒也是，得有个扛行李提包包的呀，干这点营生，我倒还合适。

还是我坐过的那辆矿务局内用大巴车，上下车的人挺多，刚停，大聂便一步跨上车去，问：“哪位是新来的广播员？”一个正弯着腰往外拖行李的女同志赶紧抬起头来举了举手：“我。”大聂伸过手提起她的行李：“我们来接你—走吧。”何主席和我一直伸着脖子往里看，还没挤上车。这时候，我才跨上车门去接大聂手里的行李，他没给我，就挤下车了。我们下车站稳以后，广播员非常爽朗地自我介绍：我叫卢玉珍，一个极平常的名字，很好记，平常就叫我小卢吧。接着何主席和大聂也都做了自我介绍，只有我低着头，没有说话，我也没打算说话，便转身到大聂身旁取行李了。大聂介绍说：“他是文化教员，姓黄，也刚来，是当老师做扫盲工作的。”这时候我才说了一句：“也算不上什么老师，跟大家学习呗。”广播员的嘴果真是快：“太好了，我到哪儿都想和老师打交道，有机会学习呀！今后可得多帮我呀。”我说：“互相帮助吧，今天少见的好天气，一点儿风都没有，说明这天气也和我们一样高兴，都欢迎你呀。”说着，我就扛起铺盖卷儿来。大聂顺手夺过去，指着手提箱，你去提那。我看着大聂扛着行李的背影，心里好像有一股难以言表的滋味。啊，现在，我好像还不太了解大聂这个人。

广播站就设在工会旁边的一间办公室。实际上是一室两用，靠正面窗户的桌子上，放的是一套广播设备，麦克风、录音机……都已摆好，这显然是播音员的工作岗位。紧靠背面窗户放了一张单人床，有两个兼放文件、书籍和衣物共用的立柜，把床挡得很严实，这就是卧室，这地方的办公室有不少都这样放着一张床，工作、休息都方便，习惯了倒也温馨。我们进屋后，帮卢玉珍将东西放好，何主席对她说，条件是差了点儿，你从上级来，可能开始不方便。将就点儿吧。接你前，大聂给收拾了一下，不一定合你的心意，哪儿不顺心，你再整理吧。大聂说，暖壶的水还热着，脸盆里也有水，你先洗一洗，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商量工作和生活上的具体事儿。卢玉珍站在屋地当中，满脸的喜悦和兴奋，她以真诚的微笑主动伸出手来和我们三人逐一握手，并送到门外摆手致意。

从接她下汽车开始，到离开广播站，我们和新来的这个广播员一直在一起，而且还都说了不少话，但我一直没有正面地看看她的形象。原来我想，要调来的这个广播员，该是二十上下刚从学校出来的女学生。而见到的这个卢玉珍大约已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是一个很成熟练达、开朗精明的女性。看外表，她比印象中的模样更漂亮一些：乌黑的头发松散地飘洒着，给人一些不拘一格的样子；高高的个头，丰盈的体态，加上她轻快的步伐，亮丽的声音都让人感到清新和欢快。这些也许是刚认识一个人的第一感觉。大聂几次提到，今后有些工作得与她合作，今后会是什么样子，我心中没底。

我正在宿舍遐想，大聂推门进来。他说，你先领小卢去办入伙手续，我和何主席有些事要商量一下。有时间也可能去找你们。

我领卢玉珍到食堂办公室找到赵师傅办理了入伙手续，然后到窗口买饭票，窗口里那个女高音问：“买多少？”小卢问：“一个月一般都得买多少？”女高音说：“看你怎么吃了。”小卢毫不犹豫地说：“按好点儿说吧。”根据窗口内的提示，她爽快地将十五元钱送到了窗口里。在这个小小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两点：一、她爽快；二、她有钱。然后，我们到大食堂“零吃小卖”的窗口买饭。她抢先一步站在了我前面，张口就问：“你这儿什么菜最好？”里面回答后，她顺口说先要两个，然后回过头来问我吃什么主食？我将她挤到一边：“我来买。”这时候大聂的胳膊将我拨拉到一边：“我来买。”就这样，我们三个端着大聂买的饭菜，找了一个小小的餐桌，吃了一顿算是欢迎卢玉珍的便餐。

三个人吃着便饭，海阔天空随便聊，东南西北任意扯，心情很愉悦，气氛很随和。大聂说，你们都是初来乍到，有很多不便，我比你们早来几年，都惯了，有什么心里话，就和我说，有什么为难事，就找我办，别的本事没有，办具体事儿，我会尽力办到。卢玉珍紧接他的话茬儿，用清脆甚至是有点儿甜美的声音说：“我从北京到大同，从大同到矿务局，又从局机关到了这个山沟的土建工区，算是到最基层了吧！我真没想到，这儿会让我感到特别愉快，特别高兴，甚至有些振奋。”我点着头插嘴说：“同感、同感。”广播员的嘴啥时也不会拉空，她马上接着说：“这是为什么呀？从你们到车站接我，我就想，这里的人真好。特别是大聂。”大聂马上插嘴挡住她：“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他从兜里掏出两张写满字的十六开纸放在桌子上，这是我和何主席初步商量的广播站节目安排，我们是想要把广播站办成宣传阵地，主要得把咱们工地上的好人好事随时表扬出去，还得有点儿文艺节目，山西棒子、二人台什么的都得有点儿。这两张纸上写的只是个粗杠杠，主要还得靠你们两个商量，拿出具体安排。我说：“小卢干这是内行，主要靠她了。”大聂说：“她受过专业训练，写稿编稿是内行，叫你们俩一起办，就是要你向她学习写稿。到工地了解好人好事，就得两人一起跑。还可以和扫盲结合起来，每天有个学认字的节目，你们商量好了，咱们再和何主席一块儿研究研究。”

吃完便饭，小卢对我们笑了笑，说：“我活了二十多年，这是最香最甜最美的一次聚餐，我真想今后多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大聂呀，你们俩可别忘了这顿饭呀”她出声地笑了，很灿烂。大聂说：“我就是个办具体事的人，广播站的事是咱们这儿的一件大事，我能忘了吗？”三个人都开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