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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治国之略 治国以礼为本（第4页）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贼匪**。

若是官兵也**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买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军士与民共一家，愿我士兵听教训。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这首《爱民歌》，是曾国藩训练湘军的法宝，官兵个个都能背诵，而且都能默写出来。凡是湘军久住之地，附近的老百姓，尤其是小孩子，也都能够背诵出来。那些不受欢迎的绿营军，因此讨厌湘军，到处和湘军为难，即以此故。

曾国藩以理学家的身份创立湘军，为此他十分重视义理之教在湘军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说过“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的话，曾国藩遂将此思想用于治军。此可理解为：重视“操练”是“破山中之贼”的功夫；“训教”则是“破心中之贼”的功夫。正因为“破心中之贼”难，所以对于训教就必须下苦功夫。如何训教，曾国藩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官兵与兵民。官兵方面强调以义理来带兵，他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也。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礼，伊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此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湘军中，倡导将领以父兄般对待教导士兵，士兵也就视将领为父兄，加之湘军中客观存在的亲党邻里的血缘关系，每每在训教后，均收到勇丁感动得五体投地的效果。

曾国藩不仅善于训导士兵，而且善于在战场之外用政治思想来瓦解对手，激励士大夫的同仇敌忾之心。相传洪秀全攻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过他，劝他放弃基督教，以《春秋》攘夷之义来宣传，洪秀全没有听从。可见士大夫对于汉族的耻辱，并非不知道，谁愿意作民族罪人呢？只是洪秀全学识一般，又不懂得社会心理，装模作样，满嘴神话，弄得老百姓都看不惯，士大夫还能寄以同情吗？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首先发布《讨粤匪檄》，以表示他对于洪秀全的态度。

他的檄文煽动群情，本也是兵家一种心理战术的“诡道”，而文中关于种族君臣之义，绝不提及，只暴露洪秀全的“罪状”更是诡诈。（一）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二）窃上夷之绪。祟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尽!（三）毁宣圣之木主，污关岳之宫室，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四）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他自己的意思是：“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百万生灵报在杀之仇，为上下神祀被辱之憾”。“日月幽明，实鉴吾心！”这是多么动人的词句!湘军的分子，不外士子和农民，他们都是崇拜孔孟关岳的，无怪乎“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干磨百折，有进不休”了。洪秀全虽不是纯粹的宗教革命家，而曾国藩却是为宗教而战，好像欧洲的十字军。

凡是邻近湖南的各省州县，无不首先奉读、一致传诵。湖南的读书人，首先脱掉长衫，率领许多黑脚杆的农夫，都跑到湘军旗帜之下，从事抵抗太平天国的运动。

所以有人说曾国藩这一纸檄文，可抵得百万雄兵。

以后，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革命活动中，也看到了曾国藩以战斗口号独擅胜场的智慧之处，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

不仅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使用“诡道”，在办团练和官场交际中，他也以诡道制胜。虽然他一生主张以诚恕知天下，但在某些情况下，原则毕竟要让位给需要，有效才是更大的原则。

6．法无定法，适时则贵

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凡事讲究“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甚至视走极端的做法为大逆不道。古人在这方面的教育极多。例如有一次孔夫子带着他的学生去参观鲁庙，遇到了一个叫作宥器的东西。孔子告诉学生，这宥器是古代国君置诸座右，用以警惕自己，以便不违反中庸之道的。说完就向里面注水。在没注入水之前、宥器是斜立着的；当水注到一半，宥器居然变得端端正正；而注满水的时候，宥器突然仆倒在地。这时候孔子告诉弟子们，这就是宥器的警醒作用了，“安有满而不覆者哉?”

哪有盈满而不颠覆的道理呢?但曾国藩虽然也崇尚中庸之道，却并不把问题看作“匀势两端而用其中”那么简单；他认为所谓中庸，是指做事得体、恰到好处，在一定情况下，即使极端的作为，也不违背中庸之道。用他的话来说，叫作“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关键是看具体情况，具体时机。

整顿地方的“峻法”事件，最能体现曾国藩的上述思想。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之初，由于地方官的掩饰弥缝，以致到处布满了反抗清政府的团会和散兵游勇，地方治安坏到极点。小至白昼抢劫，大至攻破城池，焚掠官署，变故层出不穷。他们占据险阻山岭，构筑工事，官兵简直无可奈何。如正义堂、哥老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天地会等，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团体，至于其他秘密会社，则多至不可数计。太平军初到湖南时，便有成千上万的会党徒众，加入合流，使太平军声势更盛。

湖南三面环山，山区数十州县，是各种会党活跃的区域。曾国藩运用团练、保甲等组织，缉拿会党成员，以他新定章程训练出来的乡勇，对付有组织规模的反政府武装。

曾国藩是个以儒者自许的老翰林，胡子粗粗的，指甲长长的，腰背弯弯的，走路拖拖的，平生不会骑马，不善刀矛，走起路来，连蚂蚁也怕踩死一只，可是他在惩办“盗匪”、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上，却完全是一副刽子手的作风。

鉴于以往的地方官过于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以致好坏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于是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以严刑峻罚来痛惩不法分子。这是他的地主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但曾国藩在这期间滥杀无辜百姓，制造白色恐怖气氛则是他凶残本质的暴露。

曾国藩对付个别群众和小股会党反抗活动的政策是“就地正法”。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和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之人，或批令各县就地处决，或送往省城交他审讯。

当时政局动**，天下大乱，一般地主富户都不敢公开同贫民、会党作对，各地肯于出面办理团练的，多是为霸一方的土豪劣绅。他们平时横行乡里，一旦办起团练，就更是无法无天，成为当地的土皇帝。他们所纠集的乌合之众残忍嗜杀胜过清朝的正规军。所以，曾国藩说他们“以之御粤匪则仍不足”，“以之防土匪则已有余”。

曾国藩为了迅速地把各地农民的反抗活动镇压下去，就大张绅权，用以对付贫苦农民和会党群众，并美其名曰“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曾国藩还提倡以本乡、本族之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处治大权尽归团长、族长掌握。这样既了解情况，又可避免引起乡村或宗族间的斗争。

开始时，曾国藩与张亮基商定，各地团练头子抓到会党群众捆送省城者，一概交湖南第一县善化县审理。后来曾国藩嫌他们杀人不多、不快，便在团练大臣公馆设立审案局，甚至已经送到善化县的人，也要强行提来杀掉。

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他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为这些恶棍捕杀和捆送农民大开方便之门。

同时，对被捆送者的处置，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要任何证据，只以土豪劣绅们的言词和要求为据，稍加讯问，立即结案，重则砍头，轻则杖毙，最轻的也要鞭之千百，病死狱中。

总之，曾国藩的审案局就是阎王殿，凡是被各地团练头子捆送审案局的人，就休想活着回去。据曾国藩自己奏称，仅四个月的时间内，审案局就直接杀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曾国藩批令各县就地处死者和后来捕捉的串子会群众92名尚不在其内。他自己后来承认杀了200多人，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

（一）制造恐怖，使当地群众不敢接近太平军。当曾国藩听说江西百姓纷纷欢迎太平军，并以粮食、用品相接济时，恨得咬牙切齿地说：“贼若侵犯楚疆，敢有乱民效彼之为，吾纵不能剿贼必先剿此辈。”

他认为只有使民畏我远于畏贼，才能达到孤立太平军的目的。这样，即使有一天太平军打进湖南，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也就无所作为了。

（二）杀一儆百，使在太平军鼓舞下革命情绪日趋高涨的广大群众，重新屈服于清朝反动统治者的**威之下，以尽快恢复被太平军和会党打乱了的社会秩序。

曾国藩认为，由于几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层积无数，再加上各地农民纷纷造反，尤其加上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使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也抬起头来，“遂以为法律不足凭，长官不足畏”，“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就不能打消人民企图摆脱清朝统治的念头，使一些即将起来反抗的人重新回到封建秩序中来。所以，他效法“武健吏”，“不复拘守常例”，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敢于反抗的农民，惩既往而儆效尤。他还在奏折与书信中一再表示，只要能使地主土绅安居乐业，自己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也不敢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