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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治国之略 治国以礼为本（第5页）

（三）为豪绅撑腰，以便把他们发动起来，举办团练，重新组织起地主阶级的队伍，对抗农民革命。早在1851年曾国藩就已经看到，在会党活跃的湖南地区已有一部分地主土绅向当地农民低头，虽然心里不情愿，表面上却不得不低声下气，甚或送钱送酒讨好会党，以求平安一时。

曾国藩认为，在整个地主阶级人心惶惶、垂头丧气的情况下，如果不把农民的气势压下去，乡里的大多数地主财主便不能抬起头来，更不敢公开响应他的号召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和当地起来造反的农民。

当时，湖南会党的势力是很强的，虽有一部分已跟随太平军离开了湖南，但潜在势力仍然很大。他们正在积极活动，准备发动较大规模的起义，整个形势若箭在弦上，弯弓待发。湖南地主明知此情却无可奈何，深恐激成大变，引火烧身。因而相互掩饰，以求苟安一时。其情形与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广西非常相似。

由于曾国藩的残酷镇压，致使已经发动起来的起义尽被扑灭，正在酝酿的起义销声匿迹，被冲乱的封建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地方官绅重新巩固了自己在广大城乡的统治，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一个新的造反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基地。

但是，曾国藩如此残暴地屠杀会党群众，不仅为人民所切齿痛恨，也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一时间“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各种诅咒传遍湖南，人们说他砍人头与给人剃头一样。从此这个骇人听闻的恶名便永远与曾国藩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了。

曾国藩上奏自己办理团练的政策说，对于“教匪”、“盗匪”以及逃兵、溃勇、乞丐、游手等“游匪”，“尤认真查拿，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又说：“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速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

曾国藩向皇帝表示：“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奏折呈上之后，咸丰皇帝立即在上面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除净尽。”当曾国藩在湖南官场中极为孤立的时候，得到咸丰皇帝的这个特批，如获尚方宝剑，再也不怕地方官员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谴责。

湖南大吏对曾国藩的这套做法虽有反感，也不敢公开进行阻挠，只好听之任之。

这样，曾国藩就在近代史上开了最恶劣的先例，撇开一切法令条文和司法机关，不经任何法律手续，随意捕人、杀人。

因而，他受到其后所有统治阶级刽子手的崇拜和效法。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人指出：“就地正法之制倡于湘乡（指曾国藩），秦、隋之暴所未有也，不经法司而可以杀人，则刑部为虚设，而民命同于草芥。**刑已逞，残酷已极，彼尚不肯奏改于贼平之日，而谓其不得已之苦衷可以靠天地、质鬼习，其谁信之?”应该说，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

乱世带兵，没有不杀人的，但杀什么样的人，不杀什么样的人?怎样才算适度?标准往往是很难把握的。曾国藩杀人如麻，宁愿枉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作风使他终成大功，成为许多人眼中的“英雄”，也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曾屠夫”，千秋功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曾国藩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主张以礼治天下，但在关键时刻，为了维护自已所信仰的封建统治秩序，完全撇开了儒家仁义道德的一套说教，他也毫不手软，也是不惜“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这就是所谓法无定法。

7．用仁和礼来治理军队

仁，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孔子的道德体系里面，智、仁、勇是三种最高的道德，在此基础上推广开来，形成了礼、孝、悌、忠、恕等内容。后来，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四种基本道德，并发展为“五伦十教”，五种人际关系，十种与人际关系相对应的法则，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再到后来，董仲舒作进—步的发挥，形成了对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三纲五常观念，而仁被列为五常之首。

曾国藩以科举进入仕途，以军事建立功业，军事就是他实现自己道德理想的一个舞台。在他一手训练成的湘军内部，传统的三纲五常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各级将领甚至普通士兵们行军打仗的基本规范。这些自然是曾国藩及其幕僚们孜孜宣传教化的结果。

曾国藩认为，仁和义是“立人之道”，并对好友刘蓉说：“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即把推行仁义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成大事者，往往并非为个人名利欲牵使，而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使他不得不如此。曾国藩即是这样的人。

曾国藩主张恩威并施，仁礼并用，即用仁和礼来治理军队。湘军的组成方式也是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的，多以亲戚、同乡、同学为营伍，以便于平时的训练和战时互相援救，而且带有互保的性质。曾国藩教育将领要爱护自己的手下，自己想要干出一番事业，自己想要成功，就应该想到别人也想要干出一番事业，别人也想成功。要推己及人，多替别人着想，这就是仁。你对别人好了，别人也会投桃报李，会对你好。在军营内部，上级对下级要爱护，下级才会感恩戴德。同时，作为上级，也有义务帮助自己的手下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真心诚意地期望他们能进步成长，只有大家的目标都一致了，想法理顺了，在一起才会有共同前进的动力，将领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据当时熟悉曾国藩的人记载，曾国藩在军营中初次接见下级军官的时候，常常盯着对方半天一言不发，让对方心理产生一种畏惧之感，因为他不知道曾国藩心里在想什么，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等到曾国藩突然发话了，一颗心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经过这番折磨，曾国藩在他的心目中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下次见了曾国藩，肯定还是非常的敬畏。这自然对于树立曾国藩的威望非常有好处。

曾国藩非常注重仁义，注重自己领导威信的树立，但也承认自己在这两方面是不全面的。曾国藩作为受过传统伦理教育的知识分子，等级观念是很强的，他之所以在军营中推行仁义，其出发点是做人的本性，是来自于人类天然的同情之心，曾国藩在咸丰四年（1854）一月给王正谊的信中说道：

兵勇虽贱，亦人子也。彼负血肉之躯，正与吾辈同耳!饥寒之不免，而欲其争先死敌，秋毫无犯，此为不可得之数。

行军打仗，对待士兵，就要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关心他们的疾苦，爱兵如爱子，用自己的真诚去对待自己的部下，对待自己的土兵，这样才会得到士兵们的真心拥戴，士兵们走到战场才会拼死杀敌，以报答将领们的知遇之恩。

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

曾国藩就是通过把治家的理论，对待子弟的理论移植到军队中去，在军队内部创建军人的第二家庭，让他们来到军队就逐渐形成一种亲和团结的氛围。

父兄和子弟之间，在血缘上有天然的亲密关系，同时，也由于封建伦理的教育，父兄和子弟之间，也有一定的距离，正是这个距离，使子弟们保持了对父兄们的敬畏之心。在军队内部有了这层关系后，将领们在对待自己部下的时候，就会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生死与共，荣辱同享。打起仗来，才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后来的革命将领蔡锷对曾国藩的这个理论非常赞成，他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干言万语皆付之一炬。”可以说，带兵如带子弟就是兵家克敌制胜的法宝。

曾国藩要求将领们在对待士兵时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不仅要严厉，而且要呵护，关心他们的成长。曾国藩自己首先就是这么做的，因为他知道，良好风气的养成，是上者以身作则，积极推行的结果，他曾经这么说：

“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属下。领导仁义，属下们就不敢不仁义；领导奸诈，属下们就会群起效之。

清朝末世，战乱蜂起，曾国藩作为一个生活在这样时代里的儒将，建功立业，精忠报国的信念时时刻刻在他的心里涌**。而封建王朝原有的绿营、八旗兵已经出现严重腐化堕落的迹象，纪律废弛，作风败坏，战斗力差，想依靠这样一支部队来达到保卫王朝的重任是不可能的。为此，封建王朝不得不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维护岌岌可危的政局。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曾国藩把自已以前学到的封建伦理以及平时对治理军队的想法切实地推行到自己亲手建立的这支部队中，仁义之师的想法因此而来。曾国藩的湘军作为一支非正规军，要想得到清王朝的认可、人民的支持，就要有自己军队的特色。曾国藩就是以仁义之师作为自己的治军方向。

8．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

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曾国藩身上也有体现。理学向来以是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曾国藩以书生起家，在国事多艰之际也不满足于一个文人的道路，不计人言，躬身担当，世传曾国藩著《挺经》。他的孙女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引用曾国藩曾说的话：“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相传曾国藩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看到这种情况，老翁急忙出门，赶了过去。

他对挑京货担子的人说：“老哥，我家里来了客人，正等着这些菜去做饭。请你行个方便，往水田里让一让，等我儿子过来，你老哥也就过去了。这不是两个都方便了吗?”

那个挑京货担子的人说：“你叫我下水，你儿子怎么不下水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上一点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叫我让路呢?”

老翁不能说服此人，便挺身过去，毫不犹豫地说：“来！来!这样吧，我下到水田里，你把货担子递给我，我顶在头上，你空着身子从我儿子的身边闪过去，我再把担子交给你。这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