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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治国之略 治国以礼为本（第6页）

老翁说着就脱下鞋袜准备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举动，觉得过意不去，就说：“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费事，我就下在田里，你把担子递给我。”……

“挺”字指的是不畏艰难，挺身入局，敢于担当。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场纠纷，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曾国藩主张积极入世，充满着对国家、文化的使命感。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时刻等候着国家的召唤和委任。他非常钦佩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勇赴国难，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国家驱使，不计个人荣辱名利。曾国藩以郭子仪为榜样，树立了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当太平军崛起，清廷面临危亡时，他挺身而出，编练湘军。功成之后，又奉命剿捻。剿捻不力，他不放弃，自愿留营效力，“以散员周旋其间，维湘、淮之军心，通吴、楚之血脉，绝不作置身局外之想。”他回两江总督任上，依旧尽职尽责，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后来他接任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因为恐怕激怒洋人，导致战争，退让较多，引起全国公愤，人人都视之为“卖国贼”，他自己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结果被调回两江总督任上，由李鸿章接办。曾国藩办事妥当与否，姑且不问，他绝非“卖国”，则无庸置疑。后来李鸿章办理，基本上维持原议。如丁日昌所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曾国藩勇于任事，挺身入局，其动机不说，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从内心出发，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但是，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处在守丧期，如果轻易答应，恐怕被人耻笑，所以他放出话来：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然而曾国藩好像铁了心，就是不答应。后来郭嵩焘搬出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冲动，也无法推辞了，于是上演了一场“投笔从戎”的好戏。从此，他开始了一场“文人干武事”的艰苦大业。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是，实实在在地说，他绝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皇帝虽然命令他以在籍侍郎衔去办理军务，但是，摆在他面前的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这也是曾国藩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面对重重困难，曾国藩在一步一步地前进。

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无用的军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直接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办匪”，也就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

曾国藩是一个慢郎中，而咸丰皇帝的心病却是急惊风，因此，皇帝急忙下旨，要曾国藩出兵攻打太平军。白手起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

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如果没有“挺”功是不行的。

1853年，太平军打到了湖北的蕲、黄一带，湖北省会武昌告急，皇帝下令曾国藩出兵增援湖北；1853年底，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安徽庐州（合肥），皇帝第二次下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1854年二月，太平军攻破黄州清军大营，皇帝第三次下令曾国藩立即赶到武汉救授。

曾国藩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更清楚，太平军绝非一般的农民军，而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战术和战法都很厉害的军队。曾国藩知道，没有一支劲旅是绝对不能出征的。当时，曾国藩的湘军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与一般的小股农民武装战斗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要与太平军作战，没有一支熟练的水军和一支成熟的炮队是万万不可能的。他下定决心，船要大船，炮要洋炮。造船要精工良木，买炮不惜重金。大船、洋炮不齐，绝不出兵。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真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咸丰皇帝认为，太平军攻势凌厉，政府军兵力不足，调曾国藩的湘军是为了解决兵力不足，当个帮手；而曾国藩认为八旗军和绿营军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依靠湘军才能最后解决问题，才能最终完成任务。由于君臣之间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产生了矛盾。

曾国藩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率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

近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

这样的话，与指着别人的鼻子大骂有什么区别?

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自吹自擂的书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一次下令曾国藩出兵。

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上奏说：

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习武事，既不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贲事贻笑于天下，臣何以言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苦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亦不敢稍涉退缩。

曾国藩的这一片血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不再下令催促他增援外省，并且御笔朱批对他进行安慰；“成败利钝故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数次抗旨不遵，不但没有引起皇帝的不满，反而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看来曾国藩是“挺”之有理的。当然曾国藩对此更是感激涕零。很多年后，曾国藩对此还是念念不忘。在九江战役中，原奏折的底稿与他的坐船一起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于是他专门派人去京城抄回原来的奏稿与咸丰皇帝的“朱批”一起保存，以显示皇帝对他的“恩遇”。

曾国藩不出兵，不仅违背了皇帝的命令，也抛开了师友的情谊。

湖北发生第一次危机的时候，他先接到了皇帝的圣旨，接着又接到了湖广总督吴文鱼甬的求救信。

曾国藩怀着十分痛苦的心情给自己的老师去信，细细地说明不能出兵的道理。吴文鱼甬被完全说服了。后来吴文鱼甬又被太平军围困，反而给曾国藩去信，劝曾国藩稳重稳重。信中说：

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迎敌，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易率兵出师，东南大局，全仗你一个人了，务以持重为意。我虽然是你的老师，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的作用不如你。希望三思。

曾国藩不出兵救他的老师，心里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的老师虽然理解他，但是，吴文鱼甬的死，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吴文鱼甬在清政府里有很高的地位，只要曾国藩有什么麻烦，他都会挺身而出，处处为曾国藩说话。吴文鱼甬一死，曾国藩失去了一根支柱，后来在政治上常常陷入困境，没有人替他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老师死了，他没有了政治上的依靠，是曾国藩在这场抗旨风浪中的一大损失。曾国藩的另一大损失是江忠源的战死。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早在道光年间就认识了曾国藩。当时，江忠源不过是一名举人，而曾国藩已经是二品官了。曾国藩从那个时候起，就与江忠源关系密切，江忠源把曾国藩当成老师。早在1847年，江忠源就组织了一批乡勇，镇压了青莲教起义，因此获得了知县的官职。

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做学问，曾国藩是江忠源的老师；而办团练，江忠源是曾国藩的老师。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1851年，江忠源的父亲去世他回家守丧。太平军起事以后，他就带领招募来的乡勇前往桂林、蓑衣渡等地与太平军交战。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就是在蓑衣渡与江忠源作战而死的。1853年，江忠源被赏赐二品顶戴，不久升为安徽巡抚，官在曾国藩之上。

江忠源在庐州破围，情况非常危急，咸丰皇帝紧急下令曾国藩救援。可是曾国藩忍着巨大的悲痛，因为兵丁还没有训练好，就是不发兵。最后，江忠源战死。

曾国藩是一个书生，打仗对他来说，无异于赶鸭子上架，所以他与江忠源秘密商定，要精心训练1万精兵交给江忠源，让他去完成消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可是江忠源一死，使得曾国藩不得不亲自出马，可谓“逼上梁山”了。

可以看到，“挺”是一种心理素质，“挺”是一种谋略，包含着人生的很多真谛。“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挺”得过去。如果“挺”不过去，那就只能说是顽固不化了。“挺”必须有点大公无私的精神，真所谓“眼底无私天自高”。可以想一想，如果曾国藩“前怕狼，后怕虎”，又怕在皇帝那里获罪，又怕对不起师友，那么，曾国藩就不是曾国藩了。曾国藩认为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心中充满了物欲，奸邪虚伪的人为各自的利益互相斗争，给社会带来灾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原因呢?像这样的“忠诚”，没有一种躬身入局的精神是不可能的。